乍看之下《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只是關於太陽花事件的記錄,然而觀賞全片之後,我發現這完全只是誤解,正如傅榆本人看來嬌小柔弱,在自己的紀錄片中也時常立場搖擺,抱持遲疑,被陳為廷這個活力十足的小夥子帶著走、被蔡博藝參與台灣運動的毅力帶著走,甚至到後面運動夥伴四散傅榆更表現失落與失望的樣子,實際上這只是假象。
1.屬於華人的薛丁格似的官方敘事以及傅榆試圖尋找官方敘事的慾望。
我們可以先懸擱關於本片戲外發生的風波,因為即便排除戲外風波,本片自己內在的結構也已經十分的充實與有趣,對於同一影像的多重召喚不斷出現在本片中,關於翻拍與現場,關於再現與進行式,尤其在電影裡傅榆多次表現出對一切迷茫、不確定的感受,但本片在剪輯呈現上卻完全不是這樣,電影裡作為角色與敘事者的傅榆與作為電影作者的傅榆彷彿不是同一人,其強烈的自我指涉與自覺無所不在,光在影片開頭就是兩個人在觀賞投影幕上的影片,這時候我們尚且還不知道這兩個人是誰,但我們聽到畫面上出現陸生蔡博藝的臉,投影布上的她評論著另一個影像,那是年輕的王丹正在發表關於六四的評語,而投影布上的那個蔡博藝同時也正參加著「勿忘六四」的活動,光是在這裡我們就看到了宛如科幻片的圖景,這是最視覺化的圖景,講述了「部分」如何被分離出來,而到了台灣的陸生,如何在台灣找到這些「整體」因為歷史而遺失的「部分」,進而弱化對當前中國的認同,或者,產生質疑,這種對於「過去」影像的召喚在本片中不斷的出現,過去的影像被調度到電影的某一刻,停格、放慢、倒轉,而當其被換出時畫質也被刻意的調降,這些「部分」在傅榆的調度下,讓它召喚著「整體」的缺失,這些「部分」有很多,比如中國文化、比如中國國民黨、比如民主、比如普選、比如言論自由,到了太陽花時,則是「造反無罪,革命有理」的精神。
我們要問,如果這些「部分」都存在於中國境內,存在「整體」之內,那麼台灣、香港對於陸生還會那麼有吸引力嗎?
電影後面揭示給我們這看著投影幕的兩人是誰,他們是2017年的陳為廷與蔡博藝,而觀眾也正看著他們的觀看,於是傅榆便這樣進行了台獨要求的「斷裂」所相悖的「接合」這是作為新住民的傅榆的慾望,透過影像,她接合了斷裂的時間以及場地,同時也是在台灣最政治不正確的一個行動,我們可以拿後段她用歷史資料連在一起剪出的畫面來理解這樣的狀況,那是毛澤東、習近平、陳水扁、馬英九、劉曉波還有各式各樣的兩岸三地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政治領袖的影像,這個集合有一個共同的點,他們從屬於「華人」(或者說中國人,但如果今日中國意指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指中華民國,就不能說這個地方是中國,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世界當前多數公認的中國代表)而對於一半馬來西亞華人一半印尼華人的傅榆而言「華人」是她用來歸類自己,也是她用來歸類兩岸三地居民的集合,於是另一個「接合」又出現了,但是這樣的認知卻又只是其中一種認知,在她跟隨陳為廷、蔡博藝的視角,作為一個「非社運」且「非兩岸三地出生」者而言這整趟過程是一趟與「斷裂」「接合」的過程,同時涉及「尋根」的問題。
對陳為廷而言他出生台灣,藉由台灣官方敘事認同台灣自是有理可循,而中國對他則是「作為侵入者的他者」,或者他在中國回應陸生的「我也希望你們好阿,就像朋友一樣。」(不過陸生馬上糾正他,不是「你們」,而是「我們」並告訴他他那種敘事中國人無法接受。足見「部分」與「整體」作為一種先於政治的敘事主控權,是如何造成共同體的碎裂與不全。)而非中華民國敘事下「缺少的部份」(對於中華民國主義者而言,中國大陸是「淪陷地區」而這樣的敘事看在中國大陸支持者或者台獨份子而言都同樣可笑)而對蔡博藝而言,台灣在官方敘事內自然也是作為一個「部分」而有位置的,甚至你可以說台灣的民主運動,就是中國民主運動的延續或實驗場也不會違背中國的官方敘事,但對傅榆而言呢?無論台灣、香港、中國都是無官方敘事可循的地方,她的疏離其來有自,她是走到哪就接受哪裡的官方敘事,光看電影開頭字卡的背景介紹就知道,她在台接受的是國共兩黨都認可的兩岸是分裂狀態的敘事(當然這個分裂是否各自成國對於中國共產黨而言則是沒有,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成國,但對國民黨而言,有時候是有,有時候是沒有,玄乎又玄,而對於民進黨而言則是向來是有,至於國民兩黨聲稱不聲稱要從國或不是國的狀態進行統一或沒有則又如薛丁格的貓一樣複雜。)所以在本片中,太陽花不過是高潮點,不過是轉折點,而不是其重點,重點一直都在於傅榆本人的尋找敘事的歷程,這個敘事是關於「兩岸三地」的整體(只有作為華人時,兩岸三地才是同屬一個集合 ,而用中國人試圖概括三地時則會產生問題,因為國際多數承認的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台灣就成了未收復區或者偽政權,至於香港則更無行政獨立之實了。)即便她最初是沒有意識到這件事,但當她在電影中傾向陳為廷而非蔡博藝時,我們也可以看出,也只有認同華人這個集合卻不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台灣是一體的這種「華獨思維」(在華獨思維裡,華人不等於中國人而只是一種血緣標記,所以你可以在美國仍然稱自己為華人,但在美國有了美國國籍卻仍然稱自己是中國人則是奇怪的,當然部分使用者認為這兩者沒有差別,比如支持中共統一兩岸者以及台獨份子,所以前者試圖推廣兩者一義的用法並以此建立統一的合法性,後者則要求棄用或者否決這個身分擴大兩者的歧異。)才有可能令她的鏡頭更接近陳為廷而對蔡博藝有些許隔閡,特別是在剪輯過後她還是加上了對蔡博藝「統戰」意圖的懷疑,並擷取蔡博藝處處保留意圖或者聲稱沒特別想什麼的「隱」來對應陳為廷口無遮攔甚至對鏡頭嘲諷觀眾說他也好奇後面的人沒有了「神」(指他自己或學運領袖們)能搞出什麼東西的「顯」,這就使得一隱一顯讓觀眾先行的看出傅榆所站的敘事位置及與兩個主角的關係。
於是我們就看到了在後期的材料選取中,傅榆如何處理這些材料,藉由看的見與看不見來建立自己的敘事觀點並跳脫她一開始的敘事觀點。她在材料之中找到了更根本的東西即權力關係如何視覺化,而這比政治還純粹。
2.「看的見」與「看不見」的權力象徵。
這些不同而且同時存在的官方敘事隨著台灣政黨論替與中共當權的內外壓力問題就成為一個流動的狀態,這是兩岸的魔幻寫實所在,因為當前你沒辦法找到全世界有哪兩個國家或哪兩個地區或一個國家的不同地區是這樣,如果這是非流動的,問題早就解決了,但有好一段時間雙方都是在打馬虎子,直到逐漸茁壯的中共逐漸不容許任何的打馬虎子,並強力聲稱「只要不支持統一,就是台獨」,使得國民黨打馬虎子的一貫策略成了自彈自唱,就像香港地區的所有爭取維持自治的政治訴求在本片中都顯得自彈自唱因而顯得有些滑稽一樣,而在本片中,中國共產黨是隱藏起來的,但國民黨與民進黨更是完全缺席,但正因為完全缺席故而完全無害,但不一樣的是,在片中中國共產黨「看不見」本體卻「看的見」的各種作用,比如在中國陳為廷一邊比著中指一邊游移的眼神,以及經朋友勸告而不穿的「勿忘六四」的T恤,還有他們行於香港街道時,那打量他們的公安,以及那圍欄前重重的隔閡,都向觀眾展示該黨與台灣兩黨完全不同層次的「看的見」影響力,使得兩黨存在感一對比下來,成了近乎空氣一般。這種「看不見」延續到了太陽花運動時的「看不見」,我們可以看到在這部紀錄片中「看不見」作為一種象徵權力者的影像語言,而「看的見」則作為象徵無權力者的影像語言,所以我們大部分時候都只聽的見傅榆的聲音而鮮少看到她,但她的聲音卻時常又是「看不見」的,也就是說除了實拍中與他人互動的聲音外,還有更多傅榆自己的內心話是只為我們所見的,這既是指後設性的調度影像還有聲音,使得本來應該是最令人恐懼的權力者傅榆成為了我們不恐懼的對象,只因為我們「聽到」、「看到」她的心理話,使得我們依賴著她的話語來解讀當前的影像,也就是說作為作者的傅榆成為政治領袖的方式其中之一就是在紀錄片的成品之中成為敘事者,這與在電影中出現的傅榆可以做兩個不同人來看。
也因此,藉由作者傅榆的調度,對於太陽花學運後期產生的內外資訊分隔,權力不對等的狀況,我們也並沒有因此對裡頭的人產生反感(反之關於野青眾民眾知道的越多越反感,因為那些資訊都是被裡頭的人爆料而出而不是自己釋出的,加諸不幸的兇殺案件與訴諸文字的推測疑雲,使得對於這群在公地上「自治」的人們,台灣輿論一面倒的表示憤怒與嘲諷),因為我們「看見了」裡頭最核心的權力機構陷於慌亂之中,而我們看不見的反而是在外的「群眾」。使得我們即便可能不認同陳為廷這個角色,卻能夠理解他為何害怕靠近「暴民區」(指場外沒有辦法進去權力中心而自行生成的另一權力區域,反對陳為廷等人於立法院內「黑箱」作業,掌控決策。)反而對於蔡博藝同一時間質問陳為廷為何外頭的人都閒置著以及內外資訊不流通的問題,影像的順序會讓我們覺得厭煩,因為我們已經知道裡頭的情況是一片慌亂。一台來去內外的攝影機在黑箱中是不可想像的也就打破了「太陽花學運反黑箱卻搞黑箱」的質疑,至少影像是這樣說服著觀眾。
於是對於觀眾而言,這當然不符合實際政治黑箱的狀況,因為處在真正黑箱裡頭的人既得知裡頭的狀況,也清楚外頭的騷動,甚至之所以要黑箱就是為了防止資訊外流造成的騷動,但在學生主導的立法院內,我們看到的是裡頭的人根本也搞不清處外頭的狀況。外頭的人閒置著,裡頭的人則如熱鍋上的螞蟻,而應對於慌亂卻又強作震驚的學生們唯一的政治人物,是後來出現,面帶笑容彷彿知曉一切的王金平,在傅榆的話語裡,王金平就像戲劇裡的機械神一樣現身解決這僵局,而在電影本身的脈絡,你前後也都根本看不到鋪陳這個人物會出來的各種可能或者出現之後的後續效應,他完全是個觀眾只在短短瞬間看到的角色,同時他出現在整部電影之中彷彿既戲劇性也必然的,別忘了,他在台灣是出了名的少數能連通兩黨,並將雙方吵雜意見在一處「密室」解決的人,一個擅長以「黑箱」處理糾紛的人解決了因「黑箱」而產生的學生運動導致的「黑箱」困境,這是作為電影作者的傅榆在調度上的一種有意無意的靈敏直覺,正如她使用了陳為廷在立法院內告訴自己「我現在能體會馬英九的感受了」的片段,彷彿是在暗示這種結構複製所招喚的過去,比如「無能」的政治人物印象,又服貼於新一代的學運領袖身上,現在的陳為廷,或許也就是另一個平行世界沒有被逐出中國並在成功搞起學運後還能被體制招手的成功版王丹,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平行共存的「中國」,台灣是現行中國所拋棄的各種「部分」的垃圾場,這垃圾不是好東西還是壞東西的區分,而是有用或無用的東西的區分。
這些被拋棄的東西不斷回歸,所有中國拋棄而拒絕完成的都跑到台灣身上,比如三民主義、比如主權在民、比如毛澤東當年絮絮叨叨的關於台灣的獨立自治……還有一大堆他們當初對國民黨的反對及厭棄,全都跑到台灣,在一群被中國還有中國國民黨定調為「民進黨職業學生」的年輕人身上作用,更諷刺的是他們還唱著國際歌,那是與中國共產黨同根生的歌曲,屬於國際共產運動的一環,然而這一點卻在中國或台灣鮮少被提及,好像那歌曲就只是歌曲一樣。
當中國每年追加維穩預算徹底清理體制外鬥爭的行為時,體制外鬥爭的行為卻被丟到台灣繼續進行,就在這些被體制內政治人物認為乳臭未乾的年輕人身上。
這是中國捨棄的「部分」的綿延。
3.「看的見」的角色對「看不見」的力量的抵抗
這樣的聯想是過頭的嗎?但是如果我們接合電影裡頭的影像提示不就很清楚了嗎?從一開始的兩人共同注視投影幕上紀念六四的正片的前半段,裡頭的蔡博藝注視著王丹,說「哇!他當時還這麼年輕阿。」再到蔡博藝出席在與陳為廷的活動上,傅榆問了蔡博藝一句:「你怎麼來了?」,她反擊:「我一定會來阿,你怎麼來了?」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兩人的視野如何聚焦在陳為廷身上,這個跨度時空延續中國學運精神的人物。
當蔡博藝在校園選舉因為身分問題而被競爭者搞掉時,我們發現乍看不講出身只講民主的台灣,原來還是講出身的,傅榆因為出生大陸,即便對台灣的民主心嚮往之,也處處參與社會運動,卻可以淪為對手攻擊的資本,說那些都是帶著統戰還有調查台灣的意圖,本該身為團隊一部分的她看著太陽花運動中種種關於「支那賤畜」的標語,感到相當痛苦,因為對不是台灣人的她而言,那不是力抗作為他者的中國侵入的台灣本土意識的呈現,而是就身分將自己一切努力給否定,因為她不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而總是「中國人」,反之出生在台,出身貧寒的陳為廷卻在學運大放異彩,我們看到昔日那個房裡堆娃娃的男孩成了眾人仰望的英雄(有趣的是林飛帆在本片卻被處理的像伴侶一樣沈默寡言,並在陳為廷失勢之後依偎在他旁邊照顧著他,但陳為廷明明就是副領袖而非正領袖)這是多重斷裂導致的角色互換的不可能。特別是台灣本土意識的最極端化所訴求的正是與中國完全「斷裂」而非僅是保持主體性而已,但另一方面在一個中國的框架下,許多台灣人也看見了香港的主體性是那麼的易於消滅,使得選擇中國必然包含著選擇中國統治的台灣,而選擇台灣必然選擇與中國斷裂的台灣,這兩種選擇本身就是種斷裂,對前者而言那是作為更大整體的部份的光榮,對於後者那是整體消解於部分的恐懼,傅榆明顯傾向後者,但或許她並非選擇了台獨,而只是選擇了自由,然而斷裂使得她只能選擇後者。
這個恐懼是關於隨著國家或是區域的主體性消逝,個人的主體性也將消滅於一個看不見的權力者手中,你看不到那個權力的界線在哪,你也看不到那個權力的極限在哪,於是即便對於陳為廷與蔡博藝的「看不見」、「看的見」處理差異到了後面也不再那麼重要,因為有一個過於巨大的權力中心在那裡,你可以想像一個黑洞不斷的把周遭的東西吸收進去,無論他們被吸進去前多麼不一樣,最後都化成一樣的粉塵。
於是在電影後半部蔡博藝的低調與消失與陳為廷性醜聞被報的隕落的原因也就在剪輯上被混為一談了,蔡博藝父母從打電話問候變成要求她不要介入政治,再到觀眾聽到他們出聲要她連學生會選舉都不要參與,我們感受到那看不見的力量正在後面運作,而陳為廷則納悶為何當初太陽花學運的時候自己的過去沒被爆料出來,偏偏在自己要選舉的時候才被爆料,然後鏡頭刻意追隨著陳為廷,一路捕捉他試圖進入體系所做的種種努力還有種種不適應,我們甚至看到他的團隊出謀劃策的希望把他的醜聞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彷彿職業政客的處理一般,然而陳為廷總心不在焉,彷彿擱淺的鯨魚到了陸地上一般失了魂,好不容易處理的差不多,卻又被爆出另一件醜聞,使得觀眾不免對其產生惡劣的感受,因為這時候不是我們自己看見,而是看到他被他人看見他所不想被看見的,於是他從小丑變成英雄,再從英雄變成小丑,陳為廷失勢後頹廢在家,告訴傅榆自己要放下一切,去當兵,然後出國。
「你這樣一直拍違背紀錄片倫理了吧?」
傅榆仍然將鏡頭對著陳為廷,他將海報與雜物丟入紙箱,似笑非笑,頹廢裡帶著瘋狂。
「那我們怎麼辦呢?」
「試試看沒有神的生活,你們能達到什麼樣的程度。」
「你在對誰說話?」
「所有人。」
青春是一場沒有自覺的狂野實驗,而青春結束之時,就是我們開始反思之時,只有在反思裡頭,我們既是參與者也是觀測者,既是演員也是導演,過去的沒有過去,他們只是被丟棄到其他地方,等待茁壯成新的事物,這就是傅榆的結論,這一場尋找敘事之旅,結束於傅榆將鏡頭對向自己,將自己的所做所為,列為反思的對象,於是過去的傅榆在被思考中存在了,作為作者的傅榆也在創作中存在了,於是那既是結束,也是開端。
「但是現在,我想該是時候向他們告別了。」
在傅榆的剪輯下,大量華人領袖與人民的影像交錯在一起。
原來每一個希望解放群眾的領袖,都是從解放自己開始的,由於參與了陳為廷與蔡博藝兩顆種子到發芽的階段,她所拍攝的本片也無形中打中了華人政治那不斷崛起又失落的循環,也預見到了之後台灣政治的各種新人物崛起與各種粉絲的暴動,傅榆比所有人更早理解到將個人自由寄託於政治明星的荒謬,原來那些所發生大起與大落都不是新的,而只是過去發生過的種種事情,而我們仍然在這迷宮裡暈頭轉向,因為我們不願相信走在迷宮前頭的人,只是對於未知的力量多了點勇氣,而非知道出口在哪的人,在強大的力量面前,一切都是渺小的,一切也都是可笑的,然而連被笑的勇氣都沒有,我們將繼續在這迷宮內打轉,直到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