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中國大歷史》是黃仁宇繼《萬歷十五年》後的著作，也可以說是他的傳世之作，黃仁宇寫作的特點是重視歸納，著重整體性而非是精密分析，這跟他個人經歷有不小的關係，有看過他在台灣接受訪問與座談的人，大概可以知道他真正想作的事情。節錄一小段他與南方朔的對話，南方朔問黃仁宇，似乎有輕視道德層面的傾向，將一切都歸納到技術因素，並認為如此歷史學家的春秋之筆又要如何？黃仁宇沒有正面答覆，他只是說凡事都有前因後果，從大處看往往可以看到很多當事者的無奈。兩人的觀點一較便知。
《中國大歷史》很像是一種「散文」，將上古夏商作一章，春秋戰國一章...直到最後民國建立，以三個中國的大帝國作為綜整處，其他的五代十國等等紛亂時期，則用以反面解釋。解釋的時候不從道德層面分析，這跟我們以往看歷史書籍，常常說哪個人貪贓枉法，哪一個人又清廉自持這種觀點截然不同。黃仁宇用一種很技術性質的方式切入，用筆者認識的幾個老師來說，常常有一種傾向，那就是偏向科學解釋的老師很容易接受，偏向找出對錯的老師一時很難接受，因為這一套講法，非常的具有「技術決定論」、「地理決定論」的特色，這種論點又常常被精密分析的學者所不齒。筆者認為這純粹是一種視角的問題，對錯與否讓讀者自己去思考。
由於黃仁宇寫作方式並不艱深，筆者不打算一一介紹內文章節，僅對其基本觀點作解釋，以便讀者可以先有一個概念，避免陷入不知黃仁宇想要表達的觀點。
《中國大歷史》的第一篇，就提到了上古時代的夏商制度，他從考古史料等推斷當時的生產方式，以及推斷其官僚體系，從而得出其帝國樣貌，大體上是說周人用了一套有效的土地方案，並佐以道德性質的倫理概念，這也形塑了數千年來中國人的性格。春秋戰國之緣起，黃仁宇的解釋是，當周建立後，一套籠統但有效的制度被施行，但數百年後因為穩定的時代造成人口激增，許多部族諸侯之間原有的無人地帶漸漸消失，避然產生彼此的衝突，直到周王被殺，遷都東方，逐步失去其道德上乃至於實際上的重要性。
黃仁宇並列舉了土壤、風向與雨量等的資料，並引用孟子等記錄，說明了當時戰爭的主要原因，其實還是糧食問題，並說明了儒家對中國的長遠影響，其實是建立在一種必要之惡上，也就是中國以黃土高原開創，廣大的土地與眾多的人口，讓中國在命運上必須為一個大農村結構。請讀者注意，黃仁宇在往後十幾章，都不斷強調這個事實，一個大農村結構是扁平且巨大無變動性，這使得任何的改革都會面臨上層與下層組織的不協調，終至妥協或是失敗。
他對秦始皇的評價並未道德化，他以兵馬俑做為例子，說明要搞出這麼龐大的藝術，必須動員極大的人力，在其中必然涉及到組織的管理與再造，就算這種龐大的藝術只是為了榮耀某人，但其實說明了一個統一的帝國，秦始皇有其歷史功績在。
而繼承了秦的漢，更說明了貴族的統治力量已經全面消失，不然不可能有那麼多的布衣卿相，漢武帝徵伐匈奴，證明了帝國的強大潛力，但這到頭來仍然是一個農村式的組織。讀者在這邊就要開始認知到黃仁宇的第二個概念，那就是抽稅的問題，中國可以說是全世界直到二十世紀，還在直接且廣泛的向農民徵稅的國家，但這種稅基很小，又欠缺公平性，往往只依照地方官與鄉里老者主持公道，也難怪悲劇叢生，黃仁宇在其他的著作中有提到，沒有累進稅率，這種廣泛的稅率只是讓最低層的農民承擔痛苦。大體來說，稅收的問題仍是其主旨，在後面章節中也提到，即使到了民國，國民政府在抗戰前實際上全年稅收不過數億美金的價值。
之後可以直接跳到第二帝國唐，讀者若問筆者為何如此跳躍，那是因為黃仁宇的基本思想，前兩個已經見諸於秦漢，實無多加說明之必要，由讀者自行觀賞秦漢到隋唐之間的敘述，更能心領神會其意義。唐的特徵是簡單易實行的土地制度，帝國初期又有良好的皇帝跟官員，在人口與土地的使用還沒有太大矛盾下，官員有很高的自由空間可以運用，但這一些到了後來社會組織膨脹後，就開始了停滯的局面，這個局面就跟第一帝國的狀況是一樣的。曾有人指責安祿山叛亂天下，長安歌舞升平，物資充足，皇室更是生活逸樂，若將此花費用於國防多好，但黃仁宇指出了其不可能，也是其第三個觀念。那就是資源的分配與運用，若無良好的系統則根本不能實行，縱然真的付諸實行，又要如何將這些人力用在國防上，又要如何將大量的絲綢絹緞換成實際的刀槍馬甲？這說明了黃仁宇對中國大歷史的另一個概念，物流系統沒有辦法產生，而這正是其整個歷史觀中最重要的部分，意即「數字管理」。
這個概念在宋朝被黃仁宇加以推廣運用到極限，他以王安石變法為例子，指出王安石其實已經看出了商業活動的基本精神所在，王安石對神宗說「不加稅而國足用」，就是一種利用金融手段達成的效果，這在王安石擔任縣令時實驗過，並且得到了良好的成果，這也是他們以為新法不得用的原因是出在人為因素上。黃仁宇的觀點是，因為數字管理不能實行，所以新法失敗為必然，其成功只能建立在小規模的實行，並有由意志力的人推行。數字管理的意義，讀者身在現代應可明白，也就是各種產品都可以用貨幣衡量，我們稱這一些金融放貸等等叫做金融管制，但實際上在宋朝別說金融管制，要作良好的金融管制，必須有法律規範各種利權，而這一切宋朝的商業組織都完全不符合，因為這是一個建立在農業上的帝國，商業始終都脫離不了道德約束，遂使得一切的新法成敗都不是建立在法律上，而是個人的實行上。無法在數字上管理是黃仁宇在各種書集中一再提到的論點，讀者需要對此有深切的認知，這其實就是亞當斯密的論點。
明朝則是一個全面性的退後，因為宋朝的失敗太過慘烈，蒙古人的統治則過於深刻，朱元璋的成功完全建築在農民起義上，這使得保守成為一種思維，但明的作法無異於宣告中國為全世界最大的農村集團。換言之，現在許多人稱頌的鄭和下西洋，其實已經嚴重衝擊財政與傳統秩序，在一個沒有大型商業組織的國家，這種對外行動並不能帶來商業利益，自然也就沒有持續的可能。讀者對明朝這兩章可以詳細的閱讀，畢竟這是黃仁宇歷史的本源，他上一本書萬歷十五年可是專門探討明財政問題。
至此黃仁宇的三個觀點已經被解釋完畢，意即中國向來免不了幾個因素，其一為地理性因素，使得這個帝國自始自終都具有農村性質。其二為財政因素，一個龐大的農村構成的稅收系統，稅收雖然廣泛有效卻不多。其三是數字管理，要造成資本主義的興起，一定有法律條文保障個人利權，不然不能使得商業興起，沒有龐大的商業組織，則不可能產生數字管理的結果。這使得中國成為一個大型農村，一切的維繫力量來自於制式的道德觀，皇帝不過是一個大村莊的莊主，與其說是皇帝統治人民，不如說是人民需要一個皇帝作為最高的道德標準。但這種標準無法產出現代金融體系最重要的一個環節，那就是獲得利潤，光是儒家批評獲利是不道德，就夠足以讓商人擔心這些科舉出仕的官員了。
整體來說，《中國大歷史》是一本用宏觀視角看中國歷史的書，無關道德批判與針貶春秋，黃仁宇純粹是就一種技術觀點，來探討中國的歷史脈絡。大體來說，黃仁宇的經濟觀點來自於亞當斯密，並用這種技術性質的觀點解釋中國何者能何者不能，何以能又何以不能，這必然帶有一種「宿命論」的色彩，正如同賈德戴蒙寫「槍砲、病菌與鋼鐵」一樣，被批評為地理決定論者。筆者不打算評判這種說法的對錯，但批評地理決定論者的人，也往往犯了見樹不見林的錯誤，這並不是說當事者顢頇不堪，這純粹是所受訓練的問題，要一個所受訓練全部是史料，並從史料「發掘」歷史的學者，去接受另一套「宿命論」的觀點，這對於習慣於針貶春秋與強調事在人為的學者來說，無異於要放棄自己信仰。
但我們可以從雙方不同的觀點，得到讀者自己的體會。這是筆者想要介紹一本「大歷史」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