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正義的理念》，由諾貝爾獎得主Amartya Sen
所著，而這本書談的並非經濟學理論，而是哲學問題，也就是書名的「正義」。
既然談的是正義，那麼不可避免的，書中有大量的論理與思辯，以及對其他學派理論的反對或修正。所以嚴格說，這本書「很硬」，若要「讀過」是一點都不困難，因為只需要基本的邏輯觀，要抓住他想要闡述的正義觀點，真的不難。但要「讀懂」就很難，因為需要的背景知識不少，像筆者想要完全消化Sen的想法，至少現在完全不行，這不僅需要重新去翻書，如書中旨在與羅爾斯的正義論分道揚鑣，就需要回頭再翻一番。總之，筆者個人是不怎麼建議，一般讀者試圖去整本消化掉。
但，就以這本書要闡述的觀點，筆者倒是可以導讀一些比較重要的部分，還有給一些建議。讀這本書，筆者建議倒著回來念，先把作者一開始在導論中提到的看過後，抓住他的中心概念，從第四部「公共論理與民主」開始看，這邊有提到比較多的實際例子，還有一些簡單的思考實驗，有助於讀者了解Sen想要告訴我們的事情。(註：雖然這樣做有點倒果為因，但至少比看不完第一部就快睡著好。)
筆者沒有能力寫書評，程度使然，所以只能寫一些導讀的部分，Sen想要表達的，是一種「社會選擇理論」，完全不同於羅爾斯的「社會契約論」。讀者對這應該有點陌生，羅爾斯所著的「正義論」是上個世紀最偉大的哲學著作之一，開啟了對正義的探討風氣之河，其理論開始的「無知之幕」實驗，闡述了一種「原初狀態」，也就是當一個人處在完全無知的狀況下，會做出怎樣的決定呢？(註：這裡的無知不是笨，是他不知道其他人到底是誰，又是什麼背景身分，會做出怎樣的決定。)
羅爾斯認為，在原初狀態的無知之幕中，每一個人也不知道自己有什麼既得利益下，會對正義做出原則性的判斷。這也就是所謂的「先驗正義」，認為是存有一個完美正義，而這個正義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認可的。也因此，數十年來，無數學者投入研究，都想要找出一些普遍性的正義原則。但Sen的認為是，這種說法有問題。
Sen認為這種社會契約論的先驗正義站不住腳，主要的理由來自於公共討論的「排他性」與否(筆者這裡的敘述不怎麼精確)。簡單的說，就是這種正義理論，要在主權國家內才可以得到實現，因為一個團體的成員對於正義的判斷，跟其他團體的判斷很可能有不一樣的基礎，就算都處在無知之幕下，人類也不是處在相同環境。也就是說，每個人對於正義的認知，在一開始就不會一樣，也因此這種需要團體內每一個人都承認的契約論，遇到全球正義的問題，諸如人權等就會出現麻煩。
為何說麻煩？因為你如何去定義一個全球性的正義原則？依照契約論的概念，等於要找出一個全球每個人都處在同一個團體中，都會認同的正義才成立。但這就等於在談全球政府，顯然實際上行不通，論理上也太過武斷。但Sen並不是說，就不存在一個普世正義價值，他只是認為我們找不出這種全球一致性的正義。
更重要的是，他認為不能等到找出這個正義，我們才開始行動去消除不義。這也是這本書的副標題，Sen認為我們不需要把所有正義的事情，先後排序完備，再開始去討論順序，我們只要在部分的範圍內，可以比較出何者為不義，就可以去執行了。例如我們看到飢荒發生，這時已不需要先討論到底飢荒的成因是什麼，而是該行動的時候了，政府急難救助、臨時就業方案等等，都可以有效的消除飢荒。(註：Sen不認為飢荒的原因不需要探討，只是這時候已經有明顯的問題出現，不去拯救這些快餓死者，是不義的。)
到此，讀者應該會想問一個問題，正義到底是什麼？或者說Sen本人認定的正義是什麼。坦白說書裡沒講，應該說沒講具體的正義，他指出的是一種原則，也就是我們在討論任何問題時，都要保持開放性，還有他在書中不斷提到斯密的「公正的客觀者」。
簡化的說(因為書中是一部的章節在討論)，正義的原則要有公正性，這個公正性必須是開放，而非封閉的，這類似我們說的客觀性，也就是在評斷一件事情是否公正時，不能僅僅只是依靠團體內部的判斷，因為這很容易陷入本位主義，而需要開放給其他人來做評判。跳脫自身思考的限制，由旁觀者提供反省的條件，才能公正的討論一件事情是否合乎正義。
在論理的過程中，他指出了人們常有一種「客觀的幻覺」，也就是人們自己會認為，現在所做出的決定與判斷是客觀的，這其實大謬不然。原因很簡單，我們並不是一個隔離於社會的個體，人是確實生活在社會之中，一定會受到生長環境與文化等等的影響，甚至於你身處的群體中也會影響你的判斷，這個客觀其實一點也不客觀，只是我們自己以為這是一種客觀的論理。
因為理性是一個很寬鬆的用語，一個自私自利者在做決定時，可能會犧牲多數人的利益來成就自己。我們多數人遇到這種堅持要以自身利益為考量者，可能會覺得此人蠻不講理，但就他個人來說，這行為倒是理性的。所以Sen的意思，比較接近於要合乎情理，一個人在做出一項決定時，不見得是抱持著自利的想法，也不一定是懷有悲天憫人的奉獻精神，在我們驟下判斷認定某一個人的決定理不理性，或是某件事情的判斷合不合理，需要的是公正的多元性，而非是自己獨斷的認知。(註：在Sen論理的過程中，提到的是對正義的判斷的原則性，而非指出哪一些是正義的，他認為需要多元化的聲音，跳脫出本位主義的客觀幻覺。)
他書中提到一個很重要的概念「能力進路」，這意思是說一個人的自由與幸福，是要看他的能力與可選擇的自由。例如一個身障的人，就算擁有與一個正常人同樣的財富，他感受到的幸福也不會是同等的，最起碼他要多花不少資源，去克服身障造成的障礙。
之所以強調此點，是因為若我們要消除不義，例如顯而易見的貧窮，造成窮無立錐之地，若我們認為讓同胞脫貧，使他們可以對社會貢獻更多，那麼就不能只單單看收入多寡等條件。因為一個單純的貧窮者，跟身障的貧窮者，他們要滿足基本的生活要件，付出的資源並不會一樣。同樣的，身處富國大都會的窮人，就算他們的收入遠遠高過第三世界國家的窮人，但因為他們要滿足的基本生活要件，所需要付出的消費也一樣很高，實質上要脫離貧窮困境的難度一樣很高。(註：所以教育補助、急難救助等很重要，可以幫助消除不義的現象。)
再回來看看，所謂的不義到底是什麼，作者在書中並沒有明確指出何為正義何為不義，他只有提出一些原則跟舉例。像是最基本的「易地而處」，若交換了位置，是否我們還會支持同樣的原則？若我們自己都無法說服自己，或是根本就不想去思考、想像那種處境，則正義與不義是非常清楚的。
簡單來說，提倡禁止刑求取供的原則，不管在哪個地方都會受到認同，因為自己也可能身處相同的情況，誰也不願意被無辜入罪。相反的，要替刑求的正義性辯護者，總是雄辯滔滔，然後拒絕回應這種易地而處的假設性狀況。
作者之所以提倡媒體的自由與多元化，主要就是在於提供大量資訊的重要性，因為正義需要多元性，我們都需要去傾聽其他人的意見，不管他是販夫走卒還是達官顯要。當一個人拒絕論理，通常不是他不講理，而是他有既定的理論，且不容他人辯駁，尤其身處既得利益者更是如此，雄辯滔滔的為既得利益辯護，往往只是掩飾不義的行為。(註：而且自己也知道這是不義的。)
差不多到此，筆者對幾個書中比較常見的概念略做導讀，但其實以筆者的能力，是不足以下註解的，筆者誠心希望各位讀者，在閱讀這本書的時候，請開闊心胸，記得作者的社會選擇理論，旨在日常中逐漸消除明顯的不義，而非是等到一個完全正義的理論出現後才開始行動。我們都會因為被無辜入罪者的苦難而流淚，因為官員濫權又不負責而憤恨難平，消除這些不義的狀態，不需要等到完美方案出來才開始行動。
個人心得
坦白說，心得太多不知道怎麼打，因為要完全消化很難。但這本書的優點顯而易見，見到顯而不義之事當為，而不是坐等完美理論來闡述後再來行動。這當然對於契約論者來說是很感冒的，畢竟社會選擇理論並非主流。所以筆者也不打算去討論這問題，超出程度太多不說，哲學的東西畢竟並非筆者的專長。
筆者比較有興趣的，是用在當今台灣所發生的事情，這是很有趣的。例如洪仲丘案的爆發，二十五萬白衫軍的銀白十字，這說明了就多數人的心中，在洪案裡面是有一個正義的基準在的。相較之下，反對者提出的理由，不管是洪本人很白目，還是因為犯錯所以該死，其實根本就不值辯駁。
洪案從頭到尾，軍方違法在先、程序有錯在後，而且違反比例原則，就算是洪本人有性格瑕疵，也不足以構成其枉死的理由。更何況整個軍方從一開始到現在，都沒打算依照一般社會遇到命案時，希望有一個水落石出的真相，要懲罰真兇、找出幫兇，或是知道制度的缺陷。群眾之所以會認為這樣做是正義的，是因為這過程最後可以促進制度的進步，且對大眾都是有益的。
所以，我們需要像一些無限上綱者，指出軍法制度的修改會「滅軍」嗎？或是如某些完美論者，認為若沒有好的替代方案，則此制度不可修改。當然，真提了替代方案，又被嫌東嫌西，別忘了Sen所說的，雄辯滔滔者總是哪一方？
軍法的改革也許是一小步，軍人以後都要移送地檢，這就是一種進步。至於黨國結構造成的司法不公正問題，至少在目前可見的範圍內，更加不公的軍法體制可以被移出，就是一種消滅不義的現象。至於司法體系的不公，那是下一個戰場。
其他一些事件，像是最近在吵的大埔事件，筆者沒多說什麼的原因，倒不是對大埔事件毫無所悉也沒研究，而是如此明顯的不義，以促進公共利益為名，剝奪私人財產之實，竟然在台灣關心者少，身邊的人寧可看娛樂節目，完全不想討論這問題。
他們的行為合乎理性，但拒絕討論這件事情，倒是符合Sen的描述，筆者身邊多數拒絕討論者，其實真的逼他們講幾句話，講出來的都不意外。他們早就下了結論，而且結論是武斷且本位主義的，不僅如此，都是丟了一句話就走，根本不想講下去。(註：這符合他們的階級利益，不過不是這篇的重點。)
我們需要去定義大埔事件是否合乎正義，然後才去討論該怎麼做嗎？有關心的人，應該都知道，政府打一開始給的承諾都跳票，政治人物的許諾沒一個實現，最後通通用依法行政去打發。如果我們認為，依法行政是很重要的，那麼這些政客的承諾就是違法了，若我們認為政客的承諾要實現，則跳票欺騙的行為顯然是不義。
大埔事件，支持政府者多以公共利益為出發點，或是以多數決的觀點來擁護。公共利益的必要性，早就被戳到爛掉，被拆屋的地點大多是要開發成住商區，這是最初開發案的附屬利益。既然並非是一開始的公利，那麼談價錢補償是合理的，但苗栗縣政府像是要給人家優厚補償的態度嗎？那根本是搶劫。
多數決的觀點更是不堪一擊，多數人的意見就要被徹底實行，那麼筆者舉個例子，「在一個三十人的班級裡面，大家投票表決通過，每天的全班清掃工作都交由最不討人喜愛的同學擔任，其他人都可以不擔任清掃工作。」這是多數暴政，明顯是不義的。
那些認為拒絕拆遷戶是因為嫌錢太少很惡劣的人，不妨想像一下這個場景，「剛剛那個同學認為，全班每天都給他一千元，他就甘願掃全班的地，但是因為大家覺得太貴，所以丟了十元銅板給他，聲稱這是合理的價格，你沒得選擇只能犧牲。」這也是顯而易見的不義，其他同學只是在強迫這個同學做事。
說白了，大埔就是典型的多數暴力，而且這個多數是真的假的，還有得討論。
其他在教育、貧窮上，多數人也是很明顯的有雙重標準，完全無法易地而處，而且帶有本位主義。身處既得利益階級，對現有狀況滿足者，「總是雄辯滔滔的」解釋現狀的合理性。
我們需要找到完美方案，才能進行改革嗎？其實光教育這項，看看各國歷史的進展，大家都是做中學，邊做邊修正，誰給你一套完美無瑕的理論。也只有既得利益者，才會高倡「美好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