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0月，在加拿大的一間購物商場外，一名患有思覺失調的男子攻擊22歲素昧平生的女性，全身共六處刀傷，緊急送院，所幸最後性命無礙。男子沒有逃走，而是安靜待在現場，直到警察將人逮捕。《沒有刑責的罪犯》就是以這個背景，記錄男子逐漸穩定，走入社會，以及向女子及家屬道歉的經過。
劇照。
紀錄片以男子西恩為主要視角，難免會有「美化」犯罪經過之嫌：攻擊只是忽如起來的舉動，可能根植於過去陰影。西恩如今已很努力維持生活，定時吃藥，充滿歉意的活著。雖然影片最後，受害人讀完道歉信說她已原諒了，但從表情反應來看，似乎只是原諒了自己作為不幸之人，而不是西恩。
「我不認為他是邪惡之徒，我相信他是病人... 我接受他的道歉。只是聽到他說『這是隨機事件，不是針對你。我當時狀況不好，我生病了。』我覺得這樣就足夠了。」西恩殺人未遂的舉止，因其精神狀況而被免去刑事責任，轉到健康照護所。隨著康復狀況，慢慢允許增大活動範圍，但不允許再靠近受害人，回到社會後仍會被監控。
據說本片仍有從受害人角度出發的續集，但我還沒看。
許多國家在判定刑事責任時，會對有精神障礙的加害人做區別待遇。加拿大與英國、澳洲和紐西蘭相同，判定時會考慮犯案意圖，來證明有或無刑事責任，也就是 not criminally responsible on a account of a mental disorder (NCRMD) 。強制治療的時間不能比刑事懲罰時間更長，但在2014年以後，法律改為嚴重者可持續被限制行動。
與大眾印象不同的是——從媒體上或許會以為每個殺人犯都提精神抗辯——在許多國家，提出精神抗辯的比例並不高。在陪審制下，還很可能因污名化（脫罪之嫌），而讓人不敢提。加拿大很少被判處強制就醫的例子，其實一般相信，很可能只是更多被關在牢獄裡。
有的國家並不完全遵循NCR，像荷蘭（以及相似制度的德國和比利時）會分為5個級別程度（從負全責到無責任），衡量其所需負擔的刑事責任。不過，荷蘭對精神認定較為寬鬆，反社會人格障礙（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也被視為影響行為自由意志的因素。在某些國家法律（如加拿大），會認為他們只是無法從生活經驗中學習，不需要就醫。其實這也提醒我們，當大家在談精神障礙的刑事責任時，必須留意究竟是指哪些精神障礙。
比較特別的是瑞典，並無免責的選項。瑞典早期實行NCR，但在1965年反而將改為需負刑事責任，直到2008年才再次修改。瑞典法律的做法是，只要鑑定出有精神障礙，無論犯罪時是否受精神疾病影響，都一律送去就醫。算是一種以治療為目的，而不是衡量懲罰程度的做法。之前在寫相關文章時，找到一篇早期的論文，根據起訴書調查在2001年至2008年間，經精神病學調查人數：
不曉得是不是謀殺案很少才導致數量上看起來低。我好奇的是在其他國家，例如台灣，會指示為其他犯刑者進行精神鑑定嗎？
一般來說，精神障礙自殘機率遠高於殘人，但因為自殘並非刑事罪（在部分國家是罪），透過起訴書所作的統計反而看不到這點，也會間接讓人以為很具攻擊性。
其實大眾還是認可部分時候的殺人並不等於殺人。像是過失殺人、自衛和非自主（被強迫）情況。精神疾病屬於非自主一類，只是他與我們直覺理解的「強迫」不同——我們直覺想像到的強迫是「有人拿著槍指著你去殺人嗎？」——精神疾病患者卻是自己行動。只是思覺失調是基於不同的自己。
在探討精神疾病，尤其思覺失調患者的刑事責任時，偶爾我們會過度將焦點放在疾病身上，嘲諷「殺人前只要先做鑑定就可免責」，往往是把對制度的不滿，轉到精神疾病或患者身上。如何調整責任以及應對方式，在各國法律並無共識，也說明可以有不同的思考方式。我不認為台灣社會對精神障礙充滿惡意（但我不敢說好意），在許多地點都有能與社區共處的精障者，即便作出冒犯舉動，路人還是摸摸鼻子離開。只是牽涉到殺人，往往容易直線導入唯一死刑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