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後的高教「破口」：誰來在乎學生心情？

永遠記得2020年3月9號是個星期一，剛跟朋友從波士頓一家超好吃的義大利餐廳出來不久，就收到哈佛大學的來信：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緣故，全校所有的課程在下一週的春假放完後就不會重啟了，大學部學生更須在當週星期五之前搬離宿舍。

沒錯，我的確在餐廳裡抱怨了哈佛在此之前對於疫情的毫不作為，而這封改變了所有學生至少半年安排的信，實在又是太粗糙的「作為」了：沒有事前與事後的溝通，只有單單那一封信，而且信中也沒有詳細解釋決策過程和配套措施；學生們就此必須在孤身一人、無可依賴的狀態下，獨自面對巨變與隨之而來的重大決策。

或許可以說，疫情正如「照妖鏡」，反映出高等教育長期的潛在問題和：

與此同時，疫情也是高等教育機構開始推動改變的「加速器」：當各校開始祭出中期的因應措施，因為遠程學習的特質，學校應如何設計「學習環境」（無論是實體、線上還是混成的）以確保能照顧到學生的社會情緒等軟性需求，更變得格外重要。

之所以說疫情如照妖鏡，讓潛在問題浮上表面，是有所本的。在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特別嚴重的衝擊之前，高教在校內投注於讓「人之所以為人」的教育或諮商、治療等活動的資源就已經不多了。

就以最負盛名的美國高教體系來說，心理健康相關服務在其中所佔的預算本已有限，近年來居然還有不增反減的趨勢：當美國大學健康協會的調查顯示有80%的大學生對身上背負的各種責任感到「不堪負荷」、45%的大學生更曾經或正在對人生諸事感到「絕望」 〔注1〕，美國最知名的公立大學──加州大學竟因預算不足，而於2019年時打算調漲學生使用心理健康相關服務的費用（最後幸而有一筆應急的預算補上了這個缺口，但也僅止於填補缺口，無法增加預算） 〔注2〕 ；同一年，賓州規模最大的社區大學則直接停止提供校園內的心理諮商服務，全美的社區大學和其他兩年制的高教機構也在觀望，衡量自身財務狀況是否需要效法這樣的做法〔注3〕 。

心理諮商或治療是更偏重事後補救、治療的措施，對於有心理方面疾病的學生來說，已是不可或缺的最後防線，但許多高教機構卻仍然不重視；那就更別提高教機構有多麼忽視更偏預防性、教育性的「社會情緒學習」（social-emotional learning, SEL）相關課程與資源了。

如此重要的學習發展領域，卻只出現在K-12的課程中而近乎絕跡於高等教育。雖然有少部分的課程或措施，諸如認知行為練習、冥想、正念、放鬆練習、社交能力訓練等，以各種形式幫助到了高教學生，但這些課程與措施仍然未被大部分高教機構系統性地採納並實行〔注5〕，也造成了高教的「破口」。

高等教育體系針對社會情緒發展及心理健康的「基礎設施」既然本就如此衰弱，自然不堪重擊──新冠肺炎疫情襲來就是一個殘酷的實例。

回到去年三月初我接到校方來信的那一刻，我為自己接下來一年半所做的規劃勢必將被全盤推翻，去與留的決策卻無法不立即做出；與此同時，研究生宿舍未對居住者和其訪客做出任何防疫規定，周邊的老師同學們一個也不肯戴上口罩⋯⋯那時的煩惱與恐懼帶給我極大的壓力，然而那封信是我僅有的安慰與決策依據，學校的心理健康照護系統並沒有因應時勢做出任何緊急回應。

我還不是最慘的，畢竟我來自曾經歷SARS的台灣，本身有相關的經驗不說，更深知自己有一個相對安全的「家」可以回；但並非每個同學都跟我一樣幸運。而隨著疫情不斷變化，這種經驗更擴張到世界的每個角落，各地的學生除了面對學業、職涯及健康等方面的未知數所帶來的焦慮外，與世隔絕的生活、面對親友病逝、感知到生活難復常軌的事實，也讓學生們的心理健康狀態更堪憂──中國稱之為「疫後綜合症」〔注6〕；而美國國內的調查則顯示，約有1/4的18～24歲的國民在疫情影響下曾有自殺的念頭，有58%的大學生在疫情肆虐下擔憂自己的心理健康狀況〔注7〕。

這些醒目的病名與駭人的統計數字所反映的，是原本即已不足的高教心理健康資源，終於無法負荷因疫情而大量增長的學生需求；同時，因為各地學校多改為遠程上課的形式，心理健康相關資源更難以再用原本「面對面」的形式來提供了。然則從某些方面而言，疫情對高教心理健康措施固然是個重擊，卻也是適時而來的警鐘及促進改變的重要推手；原本絲毫不重視心理健康的中國開始從教育部帶頭引領各校擴大心理諮商服務，美國各校心理健康相關資源終於名正言順地開始擴張，有些學校並開始思考數位轉型的可能性，嘗試起遠距諮商與治療。

同樣可喜的改變也出現在「社會情緒學習」及廣義的「校內非正式學習」（informal learning at school），巨大的衝擊終於讓人正視並意圖填補原本的缺失，也讓人用另一種角度來看待高等教育的本質。

直到疫情同時導致學生們整體狀態不佳，校園中平時的生活互動又無法延續，社會情緒學習的重要性以及平日學生們在校園生活（而非課程）中所獲得的益處，終於躍入高教決策者們的視野中央。

首先，更多學者或高教老師開始探究學生在校園中與老師和其他學生的互動方式，到底可以帶給他們什麼益處，這些互動又能如何強化並蛻變為適合未來教育──例如線上或混成學習──的模式。

與其他師生的互動與關係大致提供兩種方面的好處：一種是針對學生身為學習者的教學相長、互相汲取靈感與反饋；另一種則是針對學生身為人的情感與社會支持。這兩種皆是高等教育經驗中所不可或缺的，但正是疫情導致改為遠距學習後才讓它們的重要性凸顯出來，而高等教育相關工作者也積極探索什麼樣的科技工具才能讓遠距學習保有互動及其益處。

有趣的是，儘管許多高教機構嘗試使用如Yellowdig或Slack等模擬社群平台的工具讓師生保持互動，大多數相關研究〔注8〕還是顯示，學生更偏好即時、模擬面對面經驗的互動（即視訊），認為這樣對學習和情感支持兩方面都最有益處。也可以說，未來不論高等教育模式如何變化，保有類似面對面的人際互動這個元素，對於學生的學習和健全都是最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發生於系統性社會情緒學習活動上的改變，也正在萌芽。原本在校園內，相關的課程或活動往往只是單次的，或是由學生社團等自行組織，且多半未以理論架構去發展一套完整的學習體驗；如今面臨需求大增且無法實體授課的挑戰，「數位化」與「遊戲化」的社會情緒學習法漸漸為人所知，成為新的可能選項。

我認為，若能針對高教學生的認知能力及需求設計出類似的教材，一定對學生當下面對的情況很有幫助，而以類似「線上遊戲」的形式來包裝社會情緒學習的理論架構，應當也能增進未來再度將社會情緒學習融入實體校園的可能性，畢竟「遊戲」不會干擾到高教機構對學習原始的安排以及學生原本忙碌的生活步調，說不定還能兼顧休閒的目的呢。

不可否認的是，去年對所有的人都是嚴峻的挑戰，對於高教機構與高教學生自然也不例外。但這次的衝擊若能讓高教機構重新思考其本質與核心，改變對於學生社會情緒發展及心理健康的認知、資源分配、及實踐方式，則也未嘗不能說是因禍得福吧。

參考文獻：
〔注1〕Why is Social-Emotional Learning Important?
〔注2〕Lawmakers must do more to fund mental health car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Here’s how to get the money
〔注3〕Defunding Student Mental Health
〔注4〕Ahmadi, S.A.A., Azar, H.K., Sarchoghaei, M.N., and Nagahi, M. (2014).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Psychological Well Be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1), 123-144.
〔注5〕Conley, C.S. (2015). SEL in Higher Education. From Handbook of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Research and Practice. Edited by Durlak, J.A., Domitrovich, C.E., Weissberg, R.P., and Gullotta, T.P.
〔注6〕China Long Avoided Discussing Mental Health. The Pandemic Changed That （中文）
〔注7〕Mental Health Needs Rise With Pandemic
〔注8〕Rinekso, A. B., & Muslim, A. B. (2020). Synchronous online discussion: teaching English in higher education amidst the covid-19 pandemic.  Journal of English Educators Society, 5(2), 155-162.
〔注9〕How Schools Are Taking SEL and Mental Health Online

黃家筠（Stephanie Huang）
曾符合社會期待任職於外商銀行，但對於自我定位的迷惘卻日益強烈。為了釐清也為了未來能幫助跟自己一樣迷惘的年輕學子，於去年放下金融業工作後前往哈佛教育學院就讀，主要學術興趣所在為非正式學校教育/另類教育及社會情緒學習。目前同時擔任台灣史汀實驗室的博物館教育實習生及美國Research Schools International的研究實習生。

責任編輯：羊正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