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分析台灣社會的第一步，首先就是要觀察台灣社會內部的族群與結構。當代以國家為單位的社會形成往往是伴隨著民族主義的邏輯而成立的，民族主義用往往是某一特定群體意志的延伸，這樣一個群體在社會當中往往以「族群」的方式稱呼。
組成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形成可以回溯到日本時代，在日本時代以前固然有許多的原住民族或海上移民，但這些早期歷史的族群並沒有任何與近代國家相契合的意志表現，他們就像是被放在某個深山部落一群群各自為政的部落，不屬於近代民族史的範疇，只供歷史博物學家們賞玩。近代民族的形成來自於近代資本主義文化以及近代政府機器所提供的基本架構，台灣在日本帝國主義初期階段便已納入版圖當中，殖民政府很清楚的界定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界線，並透過現代學術將這一界定「特質化」，於是形成了「日本人」與「台灣人」這一現代社會的族群分野。而所謂的台灣人其實就是日本統治初期在「城市」地帶所遭遇的被殖民者聚落，由於現代資本主義的開展是由都市經濟開始的，帝國主義也不例外的是依循這一邏輯發展，於是當殖民者來到被殖民者的城市嘗試植入資本主義的制度時，同時也必須安排兩個族群在此一經濟中的位置，好讓經濟協作的以運轉，例如日本商會與台灣原先農耕經濟的結合，如此的安排使得殖民者嘗試用殖民地來命名原本的城市土著，這也開啟了未來後殖民主義時代各前殖民自我界定民族特質的契機。
台灣民族的自我界定來自日本時代的城市被殖民者，這些被殖民者在清帝國時代就已經組成了都市聚落，成員的主要文化特徵表現在早期閩粵移民的語言、習俗、宗教並混合了台灣各平埔民族的文化特徵，經過歷史的沉澱後才有了日本殖民者所歸納出的特質，這類特質便是台灣人自我界定的方式，而這一界定也無法用簡單粗暴的方式去溯源到哪個前近代史的族群，就兀自認為這一現代民族即是某一前近代民族的同源。台灣民族的出現即是台灣現代史的開端，也是作為民族主義意義上的台灣的起點。然而，當台灣民族形成後並沒有非常順利的在日本帝國主義離開後依據民族意志成立自己的國家，這乃是台灣當代史中非常諷刺的一面。戰後中國國民黨佔據作為盟軍託管地的台灣，並透過學術與教育機器將台灣民族的概念與清末的中華民族概念「同構化」，使得台灣民族在漫長的獨裁統治中「中國化」了自己的認同，這也為未來台灣嘗試擺脫「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埋下了重重的關卡。而中國國民黨於東亞大陸撤退台灣時帶來的百萬移民多因政治而來，在自我認同上有更強烈的「非台灣人」認同，並長期把持著公家國營系統，這也使得民主化後的台灣仍然要為了爭取這些非台灣人的選票而遲遲無法在民族國家的層次上依據台灣人的風俗、歷史、權力分布、經濟條件與認同信仰給予適當的政策引導，直到今天都還處在靈魂分裂的狀態。
除了日本時代誕生的原住民「台灣人」以及一九四九年跟隨中國國民黨來台的「四九人」或「中國人」外，還有民主化後漸漸在政治文化舞台上嶄露頭角的「客家人」與「高山原住民」，這兩個族群本身在近代歷史早期就是比較遠離城市經濟的族群，也因此直到民間受民主化及經濟條件提升影響而百花齊放時，也開始出現不同時早時台灣人自我界定的文化族群出現，而這些族群也嘗試透過各種影響力來達到自身文化認同與台灣人認同同構的機會，但也因此削弱了台灣作為一個民族的凝聚力，甚至讓「非台灣認同者」有機會透過逐漸模糊的民族界線來拉攏或破壞台灣作為一個民族的概念。另外，隨著全球化經濟的興起，台灣內部的經濟移民社群也已經開始在社會內部扎根並有了第二代，這些移民人口雖尚不具備政治文化的影響力，但百萬以上的人口在這會生存遲早也將產生權力(利)分配的問題，更不用說中國籍的經濟移民是否會出於自身利益與非台灣族群合作將台灣的國家政策方向漸漸往與具有侵吞台灣意識的中國靠攏，這些都是未來台灣民族不得不面對的社會內部的族群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