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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學進階──戰略中的文化要素(1)

2021/09/14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文化在戰略中的地位,在過去一直是附屬品,研究者常常將之視作一種戰術層面的概念,好比雅典的公民軍團,亞歷山大的職業軍隊。而在戰略高層上,則因為較重視將領與君王的背景,文化被看成統治風格、治軍方式的延伸。
但在今日,由於民主化已是常態,文化不僅會影響到戰略決策,戰略本身也會影響文化。筆者將在〈戰略中的文化要素〉這章,短暫的討論與註釋,文化在戰略當中,具有何種地位與哪方面的影響,還有當代與未來可能的狀況。

文化在戰略研究中的地位

簡單地說,當代對文化要素在戰略中的研究,主要分成三大類,三類的區分在於,文化究竟佔有何種地位。
第一種,傳統的戰略研究者,將文化看成一種單純的「補足」,可用來解釋一些無法詮釋的地方。例如同樣的維修保固手冊,在不同的國家習慣中,會有略微不同的維修法,這會造成軍隊妥善率的些微差異,而些微差異的累積,將會在戰爭中造成決定性影響。這類似於「從一根馬蹄鐵釘失去國家」的故事。
第二種,現代的國關(國際關係)學者採用較多的,將文化列入理論模型,可套用在各國的決策模式上,發展出的就是政治心理學,將各種文化產生的心理成因,當作一個獨立變數,附加在整體戰略上的討論。這常出現在「因為普京是一個怎樣的人,偏好這樣處理」的文章上,優點是便於解釋,缺點則是倒果為因,常常是從行為反推其文化背景,而且容易陷入表面資料的困境。
第三種,認為文化就是全部,戰略本身就是一種文化,不管各種方面的戰略模式、決策、理論,都反映出其文化觀點。這種論點常出現在有民族學、人類學者背景的戰略研究者身上。類似於「伊斯蘭國之所以會這樣做,是因為它們本來就要這樣做,不然就不會是伊斯蘭國」。各位在某一些斷章取義的新聞上會看到這種論述,背景其實很硬,但對於文化面了解不深的人來說,這種戰略討論法無異於什麼都沒說。
這三種論述法都有不同層次,嚴格說第一種類的研究者好當,但缺點是見樹不見林。第二種的很容易成為電視常客,他只要套一些模型就能事後解釋,缺點是事後諸葛成分太高。第三種的會因為讀者程度不足,無法理解這種看似套套邏輯的敘述,或是乾脆被當成神棍看待。
總之,這三種類看的是人,不是特定的學派,跟個人程度都有關係,與其說是解釋力強弱,不如說是對文化面的理解深淺。但這只能表達解釋力,並不能當作戰略決策上的關鍵,決策還是很依靠經驗,尤其是對當代軍事武器運用理解夠深的將軍。
接下來,筆者會討論一些個別的因素,便於讓讀者理解。

世界大戰讓人不得不重視文化要素,及其變動異同

文化在戰略中的討論並非新鮮事,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就是在講述不同背景對於陸地、海洋,軍隊與貿易的各種看法差異,導致衝突。孫子也在《孫子兵法》中提過文化要素,到了近代的克勞塞維茲更是不遺餘力的提倡這點,克勞塞維茲的意思,是管他法國是不是共和國,現實就是法國能動員所有年輕男子組成數十萬大軍,想要對抗侵略唯有自己也成立常備兵役制,不然就無法對抗。
  • 編按:由前文三種文化要素地位的觀點,從保修手冊的例子、文化影響決策到戰略就是種文化的理論,兵役制度乃至政治體制、思想等等都可以,或部分視為文化要素,直接間接地影響戰爭勝敗因素和整體戰略。
讀者在看待這些古代戰略書籍時,一定要記得,作者講述事情的脈絡,就代表著他對於文化在戰略中的思考為何。
這一切到了二次大戰後,讓世人開始懷疑傳統軍事的敘事角度,並注重文化面的探討。因為同是基督教國家,信仰與價值觀差異並不大,卻會為了一個很虛幻的民族主義、國家大義,數千萬人投身戰場並犧牲,這實在太過難以讓人理解。政治文化的研究,讓我們慢慢理解到,現代國家的成立,是透過社會契約的訂立,這多半指的是選舉制度,無論這個選舉是全民普選還是間接選舉。
這意思是,國家之所以可以代表全體國民,已經不再是君主國,人民為了國王奮戰是理所當然之事,而必須透過某一種儀式,賦予其神聖性。過去的君王出征,要受到宗教領袖的祈福,表達其受命於天的象徵,近代以後則透過選舉,由人民賦予政府出征的合法性。
這是很弔詭的,因為就現實利益來說,大國之間根本沒有戰爭的理由,許多經濟學家都如此表示。就以文化層面來說,英法跟德國之間,差異也非常地小,至少比和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俄羅斯帝國來得小得多;任何一個社會學者都會認為,開戰實在是很難理解的事情。
但戰爭就是開打了。

國家和其他意識形態取代了宗教

這代表傳統的國家符號已經不再是單純的民族,而包容了許多社會契約在其中,透過各種的選舉儀式,挑出可以獻上祭品的政客,祭品名為民意,國家就是上天,人類正式取代神祇。這背後凸顯出,科學革命、工業革命後,戰爭的大規模殺傷化,迅速地將宗教排除在外,在現代武器的絞肉機前,神明的慈悲無法讓人類感受到些許存在。
政治文化的研究,從二戰後就快速地進入到各國政治現象,尤其是美國的國內政治。而我們會發現,古時候的戰爭理由,常常是征伐異教徒,而現代的理由則含用人權將之取代,而人權之於宗教真的比較有代表性?
至少我們可以肯定,全世界多數人,不管是中國、印度或是中東到非洲的國家,並不這樣認為,反倒將人權視為基督教傳統、西方政治價值遺緒。
所以我們戰略研究者一定要記得很清楚,既然各國沒有把人權價值,民主制度等等,看作是現代的標準,就不能凡事都以人權作為思考主軸,並認為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拿來當作規範的標準。這狀況反倒類似中古世紀的異教徒之爭,只不過理由從基督教對伊斯蘭教,改成現代的支持人權對反對人權。本質上都是一種宗教衝突,訴諸的同樣是無法被科學證明的價值,而政客們也不停地證明這點。
像是美國跟中國之間近年的衝突,說白了就跟拜占庭帝國與新興的伊斯蘭勢力沒兩樣,為了宗教因素大打出手,也常常為了現實的利益收手。而最後勝利的,會是堅守價值到最後一刻的那個,短視者則會輸掉國家的未來。
而這些,可以從核子武器的運用,看出其背後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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