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在戰略中的地位，在過去一直是附屬品，研究者常常將之視作一種戰術層面的概念，好比雅典的公民軍團，亞歷山大的職業軍隊。而在戰略高層上，則因為較重視將領與君王的背景，文化被看成統治風格、治軍方式的延伸。
但在今日，由於民主化已是常態，文化不僅會影響到戰略決策，戰略本身也會影響文化。筆者將在〈戰略中的文化要素〉這章，短暫的討論與註釋，文化在戰略當中，具有何種地位與哪方面的影響，還有當代與未來可能的狀況。
文化在戰略研究中的地位
簡單地說，當代對文化要素在戰略中的研究，主要分成三大類，三類的區分在於，文化究竟佔有何種地位。第一種，傳統的戰略研究者，將文化看成一種單純的「補足」，可用來解釋一些無法詮釋的地方。例如同樣的維修保固手冊，在不同的國家習慣中，會有略微不同的維修法，這會造成軍隊妥善率的些微差異，而些微差異的累積，將會在戰爭中造成決定性影響。這類似於「從一根馬蹄鐵釘失去國家」的故事。
第二種，現代的國關（國際關係）學者採用較多的，將文化列入理論模型，可套用在各國的決策模式上，發展出的就是政治心理學，將各種文化產生的心理成因，當作一個獨立變數，附加在整體戰略上的討論。這常出現在「因為普京是一個怎樣的人，偏好這樣處理」的文章上，優點是便於解釋，缺點則是倒果為因，常常是從行為反推其文化背景，而且容易陷入表面資料的困境。
第三種，認為文化就是全部，戰略本身就是一種文化，不管各種方面的戰略模式、決策、理論，都反映出其文化觀點。這種論點常出現在有民族學、人類學者背景的戰略研究者身上。類似於「伊斯蘭國之所以會這樣做，是因為它們本來就要這樣做，不然就不會是伊斯蘭國」。各位在某一些斷章取義的新聞上會看到這種論述，背景其實很硬，但對於文化面了解不深的人來說，這種戰略討論法無異於什麼都沒說。
這三種論述法都有不同層次，嚴格說第一種類的研究者好當，但缺點是見樹不見林。第二種的很容易成為電視常客，他只要套一些模型就能事後解釋，缺點是事後諸葛成分太高。第三種的會因為讀者程度不足，無法理解這種看似套套邏輯的敘述，或是乾脆被當成神棍看待。
總之，這三種類看的是人，不是特定的學派，跟個人程度都有關係，與其說是解釋力強弱，不如說是對文化面的理解深淺。但這只能表達解釋力，並不能當作戰略決策上的關鍵，決策還是很依靠經驗，尤其是對當代軍事武器運用理解夠深的將軍。
接下來，筆者會討論一些個別的因素，便於讓讀者理解。
世界大戰讓人不得不重視文化要素，及其變動異同
文化在戰略中的討論並非新鮮事，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就是在講述不同背景對於陸地、海洋，軍隊與貿易的各種看法差異，導致衝突。孫子也在《孫子兵法》中提過文化要素，到了近代的克勞塞維茲更是不遺餘力的提倡這點，克勞塞維茲的意思，是管他法國是不是共和國，現實就是法國能動員所有年輕男子組成數十萬大軍，想要對抗侵略唯有自己也成立常備兵役制，不然就無法對抗。
- 編按：由前文三種文化要素地位的觀點，從保修手冊的例子、文化影響決策到戰略就是種文化的理論，兵役制度乃至政治體制、思想等等都可以，或部分視為文化要素，直接間接地影響戰爭勝敗因素和整體戰略。
讀者在看待這些古代戰略書籍時，一定要記得，作者講述事情的脈絡，就代表著他對於文化在戰略中的思考為何。
這一切到了二次大戰後，讓世人開始懷疑傳統軍事的敘事角度，並注重文化面的探討。因為同是基督教國家，信仰與價值觀差異並不大，卻會為了一個很虛幻的民族主義、國家大義，數千萬人投身戰場並犧牲，這實在太過難以讓人理解。政治文化的研究，讓我們慢慢理解到，現代國家的成立，是透過社會契約的訂立，這多半指的是選舉制度，無論這個選舉是全民普選還是間接選舉。
這意思是，國家之所以可以代表全體國民，已經不再是君主國，人民為了國王奮戰是理所當然之事，而必須透過某一種儀式，賦予其神聖性。過去的君王出征，要受到宗教領袖的祈福，表達其受命於天的象徵，近代以後則透過選舉，由人民賦予政府出征的合法性。
這是很弔詭的，因為就現實利益來說，大國之間根本沒有戰爭的理由，許多經濟學家都如此表示。就以文化層面來說，英法跟德國之間，差異也非常地小，至少比和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俄羅斯帝國來得小得多；任何一個社會學者都會認為，開戰實在是很難理解的事情。
但戰爭就是開打了。
國家和其他意識形態取代了宗教
這代表傳統的國家符號已經不再是單純的民族，而包容了許多社會契約在其中，透過各種的選舉儀式，挑出可以獻上祭品的政客，祭品名為民意，國家就是上天，人類正式取代神祇。這背後凸顯出，科學革命、工業革命後，戰爭的大規模殺傷化，迅速地將宗教排除在外，在現代武器的絞肉機前，神明的慈悲無法讓人類感受到些許存在。
政治文化的研究，從二戰後就快速地進入到各國政治現象，尤其是美國的國內政治。而我們會發現，古時候的戰爭理由，常常是征伐異教徒，而現代的理由則含用人權將之取代，而人權之於宗教真的比較有代表性？
至少我們可以肯定，全世界多數人，不管是中國、印度或是中東到非洲的國家，並不這樣認為，反倒將人權視為基督教傳統、西方政治價值遺緒。
所以我們戰略研究者一定要記得很清楚，既然各國沒有把人權價值，民主制度等等，看作是現代的標準，就不能凡事都以人權作為思考主軸，並認為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拿來當作規範的標準。這狀況反倒類似中古世紀的異教徒之爭，只不過理由從基督教對伊斯蘭教，改成現代的支持人權對反對人權。本質上都是一種宗教衝突，訴諸的同樣是無法被科學證明的價值，而政客們也不停地證明這點。
像是美國跟中國之間近年的衝突，說白了就跟拜占庭帝國與新興的伊斯蘭勢力沒兩樣，為了宗教因素大打出手，也常常為了現實的利益收手。而最後勝利的，會是堅守價值到最後一刻的那個，短視者則會輸掉國家的未來。
而這些，可以從核子武器的運用，看出其背後的思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