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化的中國精英及其對民眾的影響

任何時代，任何國家都有精英與大眾的分別。無論以什麼標準來劃分社會階層或社會群體，都可以被歸約到精英與大眾之別。精英是那些在社會中起推動、引領、組織和管理作用的群體，而大眾則是那些回應、跟隨和提供基本支援的群體。精英總是少數，大眾總是多數，這是由組織原理所決定的。

在中國傳統社會，有「士農工商」的分別，其中，士就是精英，農工商則屬於大眾。其它還有大夫與庶民之分，官民之分等，都可以看成是精英與大眾之分。而在西方中世紀更明顯，有貴族、教士、騎士和平民之分，貴族、教士、騎士均屬於精英，而平民屬於大眾。

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中，無疑奴隸主、地主和資本家階級屬於精英階層，而奴隸、農民和工人則屬於大眾，雖然馬克思沒有這麼表述。另外，雖然馬克思主義致力於建立一個沒有任何差別的共產主義社會，但在他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而提出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中，仍然需要一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來領導革命群眾。

現代西方社會，雖然精英的產生是高度流動性的，精英與大眾的分野也變得模糊，從過去的清晰的分界線變成較寬泛的分界帶，但精英與大眾的分層仍然存在。政治家、企業家和高管、科學家、專業人士、作家藝術家等知識份子屬於精英階層，而低階白領和藍領工人則屬於大眾。

當代中國，也仍然存在精英與大眾的分別。無論是從官方話語還是日常話語中，都能發現精英與大眾的劃分。如官員與老百姓、幹部與群眾、專家學者與聽眾觀眾等。

然而考諸於中國與西方精英群體及其演變，我們可以發現它們具有不同的特點，而他們各自的特點又決定了他們不同的作用。總的說來，中國現今精英群體比西方的精英群體呈現出更加單一和更加分化的狀態，內部差異性比較大。這就使得他們更難達成一致，從而削弱了他們對大眾的影響力。

現今的中國精英首先是類別上的分化。從影響因素來看，精英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一是知識精英、二是資本精英、三是政治精英。雖然軍人中也不乏精英分子，但在大多數國家，除了在那些軍人主政的國家內，軍隊往往是一個工具，軍人中的精英分子缺乏對社會的獨立影響力，在此不論。顧名思義，知識精英用知識對民眾產生影響力，資本精英以財富對民眾產生影響力，而政治精英以權力對民眾產生影響力。

現今中國精英在類型上呈高度分化，知識精英往往不是資本精英，資本精英往往不是政治精英，政治精英往往不是知識精英。而且三者之間缺乏連通管道，難以轉換；進而，中國的精英群體在利益上也高度分化，利益上缺乏一致性，不同類別精英的利益訴求不同甚至相互衝突；最後是價值觀的分化，政治精英的價值觀，資本精英的價值觀，知識精英及其內部的價值觀都有很大的衝突或差別。這確實有些特殊性。

我們先來看看獨立前後美國的精英群體。與現今中國精英群體的高度分化不同，他們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類型上他們在高度重疊，知識精英往往就是資本精英，資本精英往往就是權力精英。他們普遍具有較高的教育背景，同時擁有大量財富，屬於富裕階層，還是本地最具有政治影響力的人士。以制憲會議代表為例，參加制憲會議的代表共55人，除了2-3人外其他代表都曾在殖民地或獨立後的各州政府內任職。約3/4的代表曾是或還是當時邦聯議會的議員，並且大部分在獨立戰爭時期就是大陸會議的成員，有幾位都曾擔任州長。其中超過一半的代表受過專業的法律訓練並且曾擔任律師或法官，不過只有約1/4以此為主要的謀生手段。代表們所從事的其他職業還有：商人、船主、工廠主、銀行家、金融家、農場主、土地投機商、醫生，另外還有一位牧師。喬治•華盛頓和古弗尼爾•莫里斯則是當時全國最有錢的人之一。自然的，他們在利益上和價值觀上也高度一致，具有相同的價值觀與利益訴求。他們在價值上都追求自由與自治，在利益訴求上主張從英國獨立。

再來看看中國傳統社會。中國傳統社會中的精英群體也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士農工商」中的「士」就是傳統社會的精英，所謂讀書人了。士首先是知識精英，十年寒窗，參加科舉，取得功名，入朝為官，則成為權力精英；未入仕則成為鄉紳，因其享有的功名而成為宗法家族中的權力精英，在鄉村社會中擁有實際的權力和政治影響力。傳統社會「士」這一群體，身為知識精英和權力精英，他們也有著一致的價值觀，尊奉儒家的「忠孝」價值觀，並有著共同的政治主張和利益。其次，傳統社會重農輕商，財富往往是權力的副產品，財富缺乏對社會的獨立作用，因而無法產生資本精英。

與上兩種情況不同，當今中國社會知識精英則在類型上不相重疊。

第一，權力精英不是知識精神和資本精英。當今中國，不像過去的科舉制度直接從讀書人中選拔官員，加之很長時間以來知識份子被打壓，在官員選拔上不重視知識，因而權力精英往往不具有較高的知識水準。雖然改革後越來越重視官員的教育程度，但並沒有多大改觀。加之，現今官僚體系非常封閉，需要很早進入官僚體系中從最低層幹起才能得到提升，不像過去的科舉制度或西方的選舉制度，能夠直接從社會上吸收知識精英或資本精英進入權力體系。因而，整體上現今中國的權力精英既不是知識精英，也不是資本精英。

第二，資本精英不是知識精英和權力精英。改革開放後，隨著私營經濟和市場化的發展，產生了一批富人，形成了一個資本精英群體。他們通過所擁有的財富而具有可觀的影響力，比傳統社會中的富人的影響力要大。但其中，民營資本的財富主要是靠冒險精神、不道德的經濟活動和依附權力而來，權貴資本的財富則純粹是靠權力而來，都主要不是依靠知識而來，所以，現今中國的資本精英同樣也不是知識精英。另一方面，現今中國資本精英的影響力主要局限在經濟和民生的微觀層面，在公共政策上的影響力還比較弱。資本精英同樣也缺乏進入權力體系的通道，不能成為權力精英。

第三，如上所述，知識精英也不是權力精英和資本精英。

其次，當今中國，精英們在價值上和利益也有較大差異。權力精英是既得利益者，維護特權等級，認同人治思想。資本精英則更多地滿足于在現行體制下獲取不道德的利益，也比較認同現行體制。而知識精英的價值觀更是高度分化，或主張自由民主、或主張回歸儒家思想、或主張回到文革，不一而足。

無疑，分工的日益專業化給精英的分化帶來了普遍性的影響。但中國精英的分化更為嚴重，不同類型精英之間的流動更加困難，這就有著另外的原因。

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知識、財富和權力的關係在中國和西方社會的不同。

在西方社會，知識、財富和權力三者的關係是：知識產生財富，財富產生權力，權力保護財富和知識；而在中國社會，則是暴力產生權力、權力掠奪財富，知識為權力服務。

當然，權力都需要有暴力為後盾。但在西方，暴力是受財富支配的，而在中國，暴力卻是最終決定者，不受其它因素支配。

這樣，西方社會的精英更容易兼具三個要素：知識、財富和權力，跨界轉換也比較容易。而在中國，精英很難同時兼具這三個要素，跨界轉換也相當困難。自秦朝統一中國，廢除分封貴族建立郡縣制後，在中國，就很難出現兼有知識、財富和權力的精英人物了。

顯然，在西方知識、財富和權力三者的關係更為融洽，能良性互動，能更好地促進知識和財富的增長。而在中國，三者的關係就非常衝突，不利於知識和財富的增長。

更進一步，為何在西方，知識、財富和權力呈現出良性關係，而在中國則否呢？原因在於人的特質不同。財富的產生在於多種因素，最主要的因素在於勇氣和知識。西方社會追求個人獨立，因而大多數人都普遍具有勇氣。因而，相對說來，知識是比勇氣更稀缺的要素。這樣，誰更富有知識，誰就會擁有更多的財富。但在中國，壓制個人獨立，塑造和培養馴服的臣民。這樣，勇氣只能是極少數人所擁有。而且這些人往往是教育體系的被淘汰者。在中國，勇氣是比知識更稀缺的要素。而且，勇氣和知識呈一種相互對立的關係。在中國，有勇氣者多沒有知識，有知識者多沒有勇氣。因而，中國的富人往往不是知識的富有者，其財富也更多地不是來自於知識，而更多的來自於投機取巧的勇氣。

其次，西方社會尊重和保護私人財產。這樣，自然的結果就是財富產生權力，誰的財富多，誰就能擁有或支配更多的權力。現在西方雖然實現了普選，不像以前那樣只有富人才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資本精英對權力的影響仍然比普通人大得多。西方民主往往被指責為富人的遊戲，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是這樣。資本精英當然會比一般人具有更大的政治影響力，不必否認這一點，但這是無可指責的。但無論如何，民主政治下，公民都有參政的基本權利，並不完全是沒有發言權。相反，中國一直沒有確立起私人產權制度，財富不受保護。因而財富往往由權力掠奪而來，也被權力掠奪而去。

再次，中國正處於一個漫長的轉型期。自從中國在一百多年前開始受到西方的衝擊後，中國就一直在被動地適應西方世界。在價值上的分化在所難免，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價值觀和政治主張。總的說來，國家主義一直是現在仍然是中國的主流價值，大多數價值觀和政治主張都可以歸於國家主義的價值觀下，包括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與此相對的則是自由主義價值觀和憲政民主的政治主張。

中國精英的高度分化會使得中國的轉型過程更為漫長。

精英的高度分化使得其內部的分歧要大於他們與民眾的分歧。他們在利益上的巨大衝突和價值上的重大分歧勢必促使他們去影響民眾，爭取民眾的支持。相反的情形是，精英相互之間更一致，而與民眾相對立。顯然，如果精英們相互間分歧小，那整個國家的進程將會更加順利。精英雖然人數少得多，但因為掌握著社會各方面的資源，他們如能有一致的價值觀和利益，就很容易帶領民眾朝著他們的制定的目標前進。這種情況，非常類似于先進民族對落後民族的殖民統治。

目前，中國社會仍然處於權力體系的高度控制下，民眾的支持還不是決定性因素。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權力體系不可避免地會在不斷的內外衝突下被削弱，相應的，民眾的支持就越來越具有作用。一旦權力體系崩潰，民眾的支持就會再次成為決定性因素。那樣，哪一派精英得到民眾更多的支持，就能實現其主張。如果民眾更多地認同和支持大一統的國家主義，那麼，中國仍然會重建大一統；如果民眾更多地認同和支持憲政民主和地方自治，那麼中國才能實現憲政轉型。但無論如何，由於中國精英的高度分化，這一過程極有可能會異常地艱難和漫長。

即使考慮西方國家的影響或介入，也不會有太大的差異。西方國家對小國的影響是巨大的，但中國是一個歷史文化傳統悠久的大國，如果中國人仍然趨向于保持大一統與排斥西方價值，那西方國家的影響仍將是次要的。

2015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