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之後話「五四」：對幾個爭議問題的認識

第一，「五四運動」的本質是什麼？

「五四」運動的本質是國家主義和排外。五四時期學生上街遊行示威，正是因為認為政府「賣國」。

國家主義宣導國家利益高於個人利益，個人應該為了國家的強大而犧牲自己。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目的都是為了強國，宣導個人為為國家的利益和強大而奉獻。

但國家主義與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相違背，是錯誤的。中外的歷史經驗都證明，國家主義會付出慘痛的代價。

官方對五四的評價是愛國主義，愛國主義的內涵就是國家主義。就事實而言官方的定論沒錯。但愛國主義明顯是對國家主義的正面評價，這是錯誤的。

五四運動與愛黨愛政府沒有直接關係，只是間接關係。如果黨或政府能讓國家強大，不受列強的擺佈，那就愛黨愛政府。如果不能，就不愛黨愛政府。如果清廷打贏了甲午戰爭，就會受到國民的擁戴。如果北洋政府在巴黎和會上很硬氣，就會受到青年學生的擁戴，而不是遭到學生的反對和抗議。

新文化運動中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思潮。起先是宣導科學、民主和自由，後來又引進了社會主義和馬列主義。

這些思想都一致反對儒家禮教，主要就是反對「孝」和宗法家族權力，認為「孝」和宗法家族權力讓中國人成了一盤散沙。提倡自由並不是將自由作為目的，而是為了消解父權和夫權。號召國民從父權和夫權中解放出來，投身於為國家強大的運動中去。新文化運動中，魯迅等人對儒家禮教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巴金的《家春秋》也是控訴儒家禮教的文學作品。

這些思想本身並不是新文化運動的目的，而是希望這些思想能促使中國強大，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不同思潮的湧現是一個探索和「試錯」的過程，看究竟哪種思潮能讓中國人迅速聚集起來，中國迅速強大起來。既然是手段，不能實現目的就拋棄，有助於實現目的則發揚光大。因而，民主科學和自由確實不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居於次要地位。國家主義才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實質。

自然而然，民主科學，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等側重於教育和經濟方面的方案就沒有更激進的側重於政治方面的「三民主義」和馬列主義的方案立竿見影。因為教育和經濟的發展需要提高國民素質，需要的時間長。而政治則只需要改變組織手段，見效快。

第三、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關係是什麼？

新文化運動思想運動，五四運動是政治運動。但兩者緊密相關，在時間上也是重疊的。新文化運動是五四運動的思想前導和基礎。可以說，新文化運動是五四運動的必要和充分條件，沒有新文化運動就不會有五四運動，有了新文化運動就必然爆發五四運動。沒有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反父權反夫權，就不會爆發五四運動。

不能割裂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之間的內在聯繫。割裂的目的是僅僅否定五四之後的歷史進程，而肯定「五四」之前的歷史前程。這是不尊重歷史事實的。

可以說，新文化運動成功地將「忠君」轉化為了「愛國」。而 「五四」運動的爆發標誌著現代中國人國家意識的初步形成與初顯力量。就此而言，用「五四」運動作為中國現代史的開端是言之成理的。

第四、五四運動是「救亡壓倒啟蒙」嗎？

這同樣是為新文化運動開脫。

首先，「救亡」是個偽命題，不存在「救亡」的問題。「亡國」是誇大其詞，是為了鼓動排外。當時中國只是受西方列強干預和規制，西方列強並沒有取代清廷或北洋政府對中國的統治，中國的人口也並沒有因西方列強的到來而減少，反而因貿易和技術的引進而增長，根本沒有亡國的可能。西方列強也沒有瓜分中國的意圖，他們只是想得到貿易和經濟利益，而維持中國的統一和穩定更有利於他們的利益。

其次，「啟蒙」本來就是為了「救亡」。在新文化運動之前，中國就多次敗於了英國等西方列強和日俄兩個。二次「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攻打義和團。導致清政府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取得了干涉中國政治的權力和治外法權。這讓中國人感到很屈辱，想要強大起來，從而擺脫列強強加的規則和干預。實際上「啟蒙」是為了強國和排外。強國和排外是自「鴉片戰爭」始，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命題和主題。

而經過了新文化運動的「啟蒙」，青年學生和國民萌發了「愛國主義」精神，當巴黎和會上中國人再次感到受到列強不公平的對待後，才爆發了「救亡」的五四運動。

「救亡壓倒啟蒙」不僅於事實不符，而且邏輯關係搞反了。

第五、「五四新文化」是反傳統還是沿襲了傳統？

就反對儒家「孝」的價值和瓦解宗法家族的權力結構來說，可稱之為反傳統，但建立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及權力卻是儒家「忠」的價值的變形和強化。所以，五四新文化運動既有反傳統的一面，又有繼承和延續傳統的一面。

考慮到在缺乏個人主義的背景下，隨著技術和組織手段的增進，中國的歷史呈現出不斷削弱個人與家庭的聯繫，而增強與國家聯繫的總體趨勢，「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根本上延續了傳統文化價值和政治制度。這個大的脈絡是很清楚的，從分封制到郡縣制，從郡縣制到党國制，個人越來越多地受到國家權力的管轄而越來越少地受到家庭權力的管轄。

第六、「五四新文化」運動與馬列及中共是什麼樣的關係？

馬列主義及中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必然結果。

「五四新文化」的目的促使國家強大和排外，確立了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那麼，在國家主義的旗幟下，哪一派政治力量更能增進國家的權力，哪一派政治力量就能最終獲勝。馬列主義的教義到在其次，主要是列寧式政黨的組織形態滿足了中國人建立一個強大政權的需要。所謂列寧式政黨就是「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它要求成員對組織的絕對服從，「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中央服從党的領袖。

傳統的皇權統治，皇權不下鄉，基層社會由宗法家族把持，不能滿足將全體中國人統攝起來的需要，而列寧式政黨能做到這一點。列寧式政黨提供了組建國家權力的強大載體，比皇權統治更開放和能吸納更多的人進入統治階層。因而，宗法家族被摧毀，郡縣制升級為黨國制，「家天下」轉化為「黨天下」。國民黨是中途改組，党國制沒有共產黨純粹，凝聚力和動員力沒有共產黨強。國民黨敗于共產黨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此。

「中共建政後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從歷史的延續性來看，都是在完成『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提出的任務和開啟的歷史進程。宗法家族權力結構的消解自「五四新文化」始，到「土改」而完成。在中共的『階級鬥爭』理論中，擁有宗法家族權力的鄉村士紳屬於「地主階級」，遭到了全面鎮壓。文革批孔和「五四新文化」批孔的目的是一樣的，都是要削弱與消除個人與家庭之間聯繫，而加強個人與國家之間的聯繫。在文革中，毛加強了偉大領袖和偉大導師『君師合一』的地位，達到了權力的頂峰，超過歷史上任何一位皇帝；個人不用聽從父母和老師，完全聽領袖的就是了」（拙文《「五四新文化」的實質：瓦解宗法家族，建立國家主義》）。

「目前看來，宗法家族結構的解體和相應的國家權力的全面深入覆蓋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後果。在國家主義的號召下，完成了將『一盤散沙』聚集起來的歷史任務，應該說是實現了其目標。對於投身於這一進程的仁人志士和知識份子而言，可謂是『求仁而得仁』。但國家主義雖然能基於中國人口的眾多和領土遼闊而迅速地形成強大的力量，以抵抗外部威脅，但它是以削除個體差異和自我摧殘為代價的，不能產生活力和創造力，必定不能保持長久的強大，是短暫的。『一盤散沙』聚集起來仍然是沙，而不是由具有主動力和創造力的個體構成，完全依賴於聚集者--領袖的捏塑和搬弄」（同上）。

一旦「五四新文化」確立了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中國近現代史收斂和終結于「党國制」就是歷史的必然。而國家主義必然不斷強化自身，不將能源消耗殆盡不會消停下來。只有能源消耗殆盡才會慢下來，才有調整方向的可能。過去毛的「繼續革命」是如此，現今的「中國模式」及對外擴張也是如此。如果不深刻反思，虛與委蛇，把近現代中國歷史的失敗歸因於反傳統或僅僅歸因於馬列主義，不從根子上批倒 「國家主義」和儒家的家國情懷，確立和普及個人主義價值觀，個人是目的，國家是手段，就還會重蹈覆轍。

2019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