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意識形態的延伸，而意識形態則是想像力的延伸。
後二戰的國際體系是現實主義政治的兒子，浪漫主義的孫子。而二十一的國際體系將會是新自由主義的兒子，新紀元運動的孫子。我們很常忘記後現代主義跟新自由主義實際上同為新紀元運動思想的世俗化版本，這兩者在塑造二十世紀末到二十一世紀的人類文化具有很大的貢獻，而未來當這一切爭端結束後，上述思想將會成為新時代秩序的源頭之一，直到那個時代結束為止。
可以預見的是二戰後的現實主義秩序開始被激情所混雜，而地區性的民族主義被幾乎不可推翻的國際聯盟給禁錮，是的這也是另一個民族主義的時代，但是小國已無任何保持中立，更別說操弄縱衡的能力了。在歐洲，普丁以彼得大帝之名宣稱烏克蘭必須回歸俄羅斯，並以此發動了大規模的戰爭；而烏克蘭則仰賴歐洲剩餘國家的幫助，才得以支撐下去。在南亞印度興起了一種新的民族主義秩序，以宗教信仰而非世俗的現實來維持，表示著世俗主義-現實主義政治在印度的潰敗。在東亞幾乎已無人相信共產主義的中國，共產黨維護共產中國團結最後的意識形態防線就是中華主義，並不惜將陸上邊疆的資源降低，也要將軍力投射到太平洋上的某座島嶼。
格達費的名言是他絕對不會讓把浴巾戴在頭上的人控制政府
上述政治變化都顯示了一種趨勢，各國開始試圖將帶有意識形態與信仰的行動包裝成現實主義的理性選擇。我們很少能夠意識到，當國際上真正能夠產生決策的國家變少之後，決策反而有朝向非理性化的趨勢。當你爭我奪的時刻結束，新秩序的國際版圖穩定下來後，我們將迎來一個意識形態更加無視物質現實的時代，畢竟上個時代共產主義或是新自由主義本質上也是非理性化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