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個天氣晴朗的日子。
抬頭所見的天空上，一朵雲也沒有，一整片的蔚藍像是剛上好漆的牆面一般，純淨而耀眼。
下午時分，我和他如往常般隔著電話天南地北的瞎聊著。
「我最近，開始上教堂做禮拜了。」在各個毫無關連性、卻又從不間斷的話題之間，他突然來了這麼一句。
於是，那個在多雨的春天裡難得一見的好天氣，在我眼裡成了天有異相的徵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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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我大學時候的同學兼室友。
身為無所事事的社會系學生，我們的日常生活，總是在對於身邊一切人事物的批判之中度過。
彷彿這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如此荒誕無稽而值得解構。
對於如此崇尚後現代主義的自由的靈魂，如今卻投入了宗教依賴和偶像崇拜的懷抱。
可想而知我有多麼驚訝。
「宗教是人民的鴉片。」我說。
「馬克思。」他輕笑一聲，「宗教裡的苦難既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同時又是對這種現實的苦難的抗議。我從以前就很喜歡這句。」
「從各種意義上來說，信仰本身絕對算是一種自我異化吧。」我毫不留情，「一旦對於虛幻的宗教世界投入得越多，遺留在真實世界的自我存在意義只會隨之變得更加薄弱。」
「你有沒有想過，宗教信仰經過世俗化、和政治王權脫勾之後，為什麼沒有逐漸消失?」他問。
「因為資本主義久盛不衰；因為21世紀的現在，資產階級依然掌握著宗教、文化和社會價值的話語權。」我說，「你以為你信奉的是神的旨意，但說到底，那些都不過是資產階級希望你相信的事情罷了。」
「這段話值得馬克思替你鼓掌，但實際上卻只對了一半。」我可以想像他皺著眉頭的表情，「資本主義興起和宗教的關係當然是密不可分的，但經過數百年之後的資本社會，資產階級的社會控制早就已經不需要借助宗教來達成，甚至可以說他們根本就不屑於宗教的力量。」
「既然如此，那宗教的存在還剩下什麼意義?」相對於他的鏗鏘有力，我顯得毫無回擊之力。
「你問到重點了。」他放聲大笑，「現存的宗教信仰，對於社會發展來說，一點意義也沒有。」
「既然知道毫無意義，為什麼還要在這上面浪費時間?」他突如其來的轉折，聽得我一頭霧水。
「你應該記得，韋伯對於理性化的最終想像是什麼吧?」他反問。
「鐵籠。」我當然知道，「人類被自身理性所束縛。」
「沒錯！分析也好、解構也好、甚至於反動也好，不論我們做得再多，只要是在理性思維之下，終究還是沒辦法逃脫這個鐵的牢籠。」他還是那個強而有力的語調，「要想迎向自由的唯一方法，就是跳脫理性思維；宗教、音樂、醉生夢死，越是毫無根據、缺乏真實意涵的事情，就越是逃離這個過度理性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唯一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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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那個假日，和那之後的每一個假日，我總跟著他一起上教堂。
我們一次次在心裡嘗試著和上帝對話；一次次在用餐前謝謝上帝的賜予；又一次次在睡前低著頭，祈求上帝寬恕我們在一天之中的所有不是。
即便我們從未相信那未知而虛無的存在，但我們卻比誰都虔誠。
只不過，我始終無法確定，經由理性思辨，而決定投入非理性行為的我們。
究竟是狡詐的逃出了這個名為理性鐵的牢籠，又或者根本是越陷越深而毫不自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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