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ar YU｜釋懷是種去隱喻的過程
秋日愉快。
我總會有這麼一段時期：渴望表達，又逐漸失語，沈潛後，再慢慢地又學會說話。宛如月盈月缺一般，無限次反覆循環的週期。
失語時的我，關掉所有SNS和手機通訊軟體的通知，填滿每一天的只有藥、針、回診、又開始痛起來的肩頸脊椎，以及每天喀拉喀拉作響的骨頭聲。這段時期，我腦中的想法很少很少，最常縈繞腦海的大概是一份困惑：到底為什麼人不能把頭骨拆下來後把肩膀脊椎的骨頭都喬好再裝回去呢。
巧又不巧的是，寫這封信給你時，方處於失語之後的沈潛。打開手機，每個通訊軟體的未讀顯示都是999。我知道，讓自己與世界再次搭上線的方式，最容易的，莫過於三種方式：一是閱讀，二是旅行，三是去見想念的人。礙於明天又要住院了，寫封信，和你聊一聊我的九月。
暈針人的進化💉
作為一名經常挨針的暈針人，最近的經歷對我而言，已經逼近新人類進化的等級了。
人們總說：「怕針的話就不要看，不看就不會怕了。」但我沒有辦法不看——儘管看著銳利的針尖令我渾身發毛，但閉上眼睛讓自己陷入一片未知之中，等待不知何時會出現的疼痛，這令我感到更加恐懼。
「怕針同時又無法不看針」這個奇怪現象的原因，大概是因為，雖然很常抽血，但我的血很難抽。一方面因為血壓低，另一方面血管很細，所以，抽一次血往往是針刺進去後，在皮膚表層下戳來探去，搞了半天還是沒有血冒出來，於是又換一個地方扎針，又在皮膚表層下戳來戳去......
我已經對於護士們語氣平淡的話語產生深深的PTSD，比如：「嗯？奇怪...？」「我明明有找到血管的呀」「你的血管在跟我玩捉迷藏喔」（😱😱😱😱😱😱😱😱😱😱😱）我更深深的認知到，有些恐懼是可以被克服的，有些則不行——能被克服的，比如雲霄飛車、高空彈跳和飛行傘；不能克服的，比如針和螞蟻（嚴肅臉）。
咳，簡而言之，我衷心感謝醫學進步下，近年抽血之需要一個針頭連接不同的採血管；同時，每一次扎針後，我都會處於眼前一黑接近昏厥、思考停擺的至少幾個小時的腦死狀態。
去年的我身體很糟，例行抽血檢查、疫苗、肺炎住院、注射葡萄糖液......等等，總共加起來挨了39針。那時我想：這個驚人的數據，必定是我這個暈針人一生中的巔峰時刻了吧，沒什麼可以突破了。從此的我（一邊發抖一邊）無所畏懼，這一年都挨39針了，還有什麼好怕的？
今年九月初，開始接受生物製劑的治療。這是醫學進步下對於過敏患者的一大福音，甚至可能可以讓我停用免疫抑制劑。不過，對暈針人來說，面臨一個艱鉅的挑戰，因為生物製劑，是用皮下針劑的方式打進體內的，而且施打的頻率太頻繁，患者得學會自己打針。
簡單來說，我從一個暈針人，進化成一個會幫自己打針的暈針人。
人真的，不能亂立flag。
《疾病的隱喻》——Susan Sontag
疾病是生命的暗面，是一種更麻煩的公民身份。每個降臨世間的人都擁有雙重公民身份，其一屬於健康王國，另一則屬於疾病王國。儘管我們都只樂於使用健康王國的護照，但或遲或早，至少會有那麼一段時間，每個人都被迫承認自己也是另一王國的公民。
《疾病的隱喻》一書中，收錄了Susan Sontag讀兩篇論文——〈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是在1978年所寫的論文，主要討論肺結核與癌症，當時的她被診斷出罹患乳癌，從中發現人類已然發展出一套應付疾病的神話學，而這套神話的誇張程度，不但扭曲了疾病的真相，更讓病患備感孤立；十年後，她再次寫下〈愛滋病與其隱喻〉（AIDS and Its Metaphor），討論當時同樣被神秘化與污名化的愛滋病。
肺結核、癌症和愛滋病，都曾被視為絕症，且在千百年文化中蘊含著多種迷思，這三種疾病的「隱喻」紛呈不同，卻都蘊含著社會的誤解，導致一種毀滅性的恐怖隱喻，讓疾病中受苦之人，承受更多的身心折磨。
肺結核在當代是一種蘊含著詩意的疾病，在崇弱的年代，這是文雅、精緻和敏感的標誌，好像是一種只有富有創造力的藝術家才會患有的疾病，能夠帶來優雅而從容的死亡，而染上肺結核而死，彷彿能夠使整體人格達到昇華，造成浪漫化、感傷化且美化的死亡意象；相較之下，癌症則帶有一種非理性的厭惡感，對自我的貶損，更在當代具有一種禁忌性，意味著壓抑、懲罰、失敗，對於意識的沉壓或消彌，癌細胞的「瘤」被歸類為「非我」，卻在身體中肆意生長，這種「突變」的意象逐漸轉化成一種戰爭性的軍事聯想，「癌症」的致命性遂成為一些政治性隱喻，例如群體中必須剷除的低下群體、組織當中必須剷除的「瘤」，這種「敵、我」的軍事聯想和政治隱喻，隨著癌症的致死性，更帶有一定的宿命色彩。
另外，愛滋病的隱喻更是一種雙重的隱喻譜系，除了和癌症一樣的「入侵」，更因傳播方式而有「污染」的隱喻。由於當代患愛滋病的高危險群正是被社會所蔑視的男同性戀族群，所以，罹患愛滋病將患者的身份無形中與此相連結，這份恥辱感往往與性放縱、性倒錯、反常性行為等罪名相連。這種「被污染」的污名，甚至創造出一個終生為賤民的新階級，即未來的愛滋病患者。愛滋病給人帶來了早於身體性死亡的社會性死亡。
人類在面對疾病——尤其是在當代視為「絕症」的疾病——發展出了一套神話學，種種蘊含其背後的隱喻，讓患者在承受「疾病」本身的痛苦之外，更承受著罪惡、羞恥與恐懼。要拔除這些文化中誤解的迷思，正如Susan Sontag所說：
我並不想描述移民至疾病王國並在那裡生活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只想描述圍繞那一處境所編造的種種懲罰性的或感傷性的幻想......我的主題不是身體疾病本身，而是疾病被當作修辭手法或隱喻加以使用的情形。我的觀點是，疾病並非隱喻，而看待疾病最真誠的方式——同時也是患者對待疾病最健康的方式，是盡可能消除或抵制隱喻性思考。
而書中，Susan Sontag提到，最應該消除的隱喻，是「軍事隱喻」：
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對軍事隱喻的濫用，可能在所難免......在這個社會裡，如果不使個人行動服從於利益計算，會被認為愚不可及，而戰爭是碩果僅存的少數幾種被認為不應該以「現實」眼光（著眼於費用和實際結果）加以看待的行為......戰爭被定義為一種緊急狀態，犧牲再大也不過分。
最可怕的隱喻是「軍事隱喻」。資本、群體、犧牲、成本、暴力、政治、壓迫、反抗。其實，軍事隱喻也有十分生活化的呈現，所謂的「抗癌勇士」，所謂的「戰勝病魔」，不都也是嗎？
戰爭，對抗，受難，犧牲，倖存。我真覺得，久病不癒的病人都有一定程度的PTSD，果真是很合理的事情。誠如尼采《曙光》一書中提到的：
想一想疾病吧！——去平息患者對疾病的想像，這樣，他就至少不必因對疾病的胡思亂想而遭受比疾病本身更多的痛苦——我認為，這是很痛苦的！很痛苦！
我們總在試圖賦予事物意義。在無限痛苦時，在反覆的問「為什麼」時，才覺得，或許這是一個解消鬆綁的過程。
我總用加法，將人生堆滿了重量，直到寸步難行；在面對痛苦時，似乎更該採取的是減法：去隱喻、去啟發，去聯想，去批判。（此處的「去」是「除去」之意）
隱喻和迷思能治人於死地。......正視癌症，就當它不過是一種病而已——儘管是一種種病，但也不過是一種病而已。它不是上蒼降下的災禍，不是老天拋下的懲罰，不是羞於啟齒的東西。它沒有「意義」，也未必是一紙死亡判決。
消除疾病的隱喻之後，僅存疾病本身，最後只剩下乾枯而赤裸的一個事實——疾病如此痛苦，而疾病本身沒有意義。沒有詩意化的浪漫，沒有道德性的批判，沒有宿命論，沒有人格價值的批評或昇華。
我不禁想到老子：「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又如Birds of time所唱：''Universe never belong to me.'' Also, ''universe never meant harm to me.''之前Enna直播中聊到Birds of time時，聊到這首歌的寓意，她也是特別提到這兩句歌詞（一瞬間有一種我與我推心靈相通的悸動感💜）
早知道生命是如此。疾病也該是如此。
一切只不過是純然的如此而已。它存在，如此而已。若有意義，是人類所賦予他的。
這是近期閱讀中，最感啟發的一本書。多麼犀利而客觀的目光，與悲憫冷靜的心靈。我想，自己會慢慢讀完她的文集。
Susan Sontag逝世於2014年。閱讀時，我總不禁想，如若她活到現在，看見Covid-19，她會寫下些什麼呢？
Althea 2022.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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