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需要療癒感？(中)

撰文：魯汶的袋熊先生

2.3 自我異化和服喪勞動

在理解療癒感與生存本能的關係後，問題來了，這種負面落差的本質是什麼？我們後現代的集體失落來自何方？

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在《戰爭：從類人猿到機器人，文明的衝突和演變》一書中告訴我們，相比過往，人類社會的和平程度正在顯著上升。由此，《超級社會》的作者彼得·圖爾欽（Peter Turchin）得出結論：「暴力減少的關鍵進程一直是人類合作規模的上升。記住，和平不僅僅是沒有戰爭；持久穩定的和平需要很多管理。而能達到這一狀態的方式就是合作。隨著過去一萬年間合作範圍的增大，越來越多的人發現自己生活在大型的超級社會中。」（p. 182）到了當代，我們學會了透過合作獲得雙贏。從李嘉圖（David Ricardo）到赫克歇爾-奧林模型 (Heckscher–Ohlin model)，我們長此以往的被灌輸合作帶來的益處，進而理所當然的迷戀穩定，竭盡所能的避免任何形式的衝突。

野日荒荒白，春流泯泯清。很多人對這個趨勢感到樂觀。這似乎確實是一個好消息，畢竟我們的世界變得（至少在某個程度上）更和平了。站在經濟學與功利主義的角度來說，這可真是一件再好不過的事情。

問題是，這種和平究竟是以何為代價？

這種和平是以「隱藏衝突」或「內化衝突」為代價的。

避免衝突，不代表沒有衝突。合作，並不代表平等。

「如果存在一個效用（Utility）怪獸，吃人帶給它的快樂比被牠吃掉的受害者活著時所體驗到的快樂要多，那麼是否應該放任其繼續吃人？我們能否招募一些志願者，對其實行安樂死，利用他們的器官去拯救更多人的生命？如果市民因一場謀殺懸案而憤怒，甚至釀成血腥暴亂，警方是否應該陷害城裡的酒鬼，將他逮捕，以此來安撫市民？如果一種藥物能讓我們永遠陷入熟睡狀態，還一直做美夢，是否應該服用這種藥物？又我們是否應該建起一些能以極其低廉的成本為數十億隻快樂的兔子遮風擋雨的倉庫？」（p. 483）

這是當代著名思想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當下的啟蒙》一書中向我們詢問的問題。

我們迷戀和平，卻很少緊張過和平的意義；我們需要療癒感，卻很少在乎過療癒感撫慰的究竟是什麼。

和平帶來的是發展的機會以及效用的擴張。所謂的「和平」，無論是國與國之間，還是階級與階級之間，它的本質是什麼？它可以是地上天國，也可以是潤物細無聲的奴役。和平並不永遠是一個好消息，站在辯證的角度來看，粉飾太平也是和平的一種，而粉飾太平之下，是結構性的暴力與壓迫。

這當然不等於和平一文不值，和平很重要，真正的問題是這種和平是否民主，是否真的兼顧了多方的利益。和平可以是不民主的，張宏杰在《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裡針對這種「形式上的和平」不無蔑視的評論道：「《曲禮》說，孝就要『不登高，不臨深』，『父母在，不遠遊』，中國的傳統家庭教育一個重要目的是要取消一個孩子的冒險衝動和對外部世界的好奇。如此，一個人當然就不會有自己的見解、思想和個性，當然就更不會有任何逆反心理。這樣才能把每一代新成長起來的人的熱情、火氣、棱角磨去，把他們納入一成不變的生活軌跡，以維持千年不變的超穩定生活結構。」（p. 350）

和平帶來穩定，他們要的其實是穩定。

他們想要穩定，是因為只有在穩定的世界裡，他們才能肆無忌憚的擴張效用。

因為穩定，就沒有挑戰者；因為穩定，就沒有人會去質疑那一整套維繫穩定的權力結構。

和平並不意味著真正的自由，「人必須先具備對自由的體驗，才能分辨那些名為理想的事物，哪些是出於自我的決定，哪些是出於慾望的推搡，哪些是出於從眾的附和。」（黃曉丹，2019，p. 17）如果沒有自由，我們很難分清楚究竟什麼才是我們想要的，而什麼又是這個社會逼迫我們必須擁有的、慫恿我們擁有的。

慈均春陽，澤如時雨。直至今日，家庭仍然是很多孩子隱忍不言的傷口。大雨滂沱，淹沒了一個個稚氣的靈魂。多少父母假親情之名作惡，多少操縱以溫柔的方式進行。這就回到了黑格爾的主奴關係。沒有反抗，不代表沒有衝突。所有的粉飾太平，本質上都是個體效用擴張的一種方式。父母用倫理枷鎖擴張自己的效用，老闆用剩餘價值擴張自己的效用，統治者用民族主義擴張自己的效用。邊際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以來，當代社會就是一個效用為王的社會，強者的精神統治了弱者的精神，他們不再直白的殺戮，黃四郎們玩起了「請客，斬首，收下當狗」的排列組合，開始招降麻木而感激的奴隸，他們用一套套宏大的敘事催眠弱者，建起高高的碉樓，販賣起焦慮與夢想，並且收起冤鼓，任其雜草蔓生。

我們需要療癒感，正是因為我們漂浮在一片後現代的汪洋中。我們每天都為了生活拼盡了全力，雖然總覺得哪裡不太對勁，卻又說不出來。

結構性的問題是很難被看出來的。為什麼房價這麼貴？為什麼學歷一直在貶值？為什麼週末要去公司加班？為什麼每個月都存不了錢？一連串疑惑，像是精神病患寫的詩，或是煙花綻放的節日。

盛夏的風曬乾了制服上的污漬，操場融化著芳華的青草香，2B的石墨發出莎莎的聲響......畢業之後，一切在柴米油鹽醬醋茶面前被吞噬，悚然無跡。很多人的一生，窮忙一場。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根據目前的社會權力結構，有很大的機率，我們的所有發揚奮勵，不過是無用的掙扎。我們很少聽到既得利益者在談論療癒感，因為他們千頭萬緒的忙碌著，他們的人生是順遂的，他們不需要療癒，也沒空療癒。

只有我們，還在灰頭土臉的找理由活下去。

相比「他們」，我們的傷口一直都在隱隱作痛著。

之所以我們需要療癒，是因為我們被異化。

是的，完整的邏輯是，療癒來自傷痕，傷痕來自異化。

為了解釋「異化」，讓我們首先拜訪費爾巴哈。

異化（Alienation）是馬克思從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那裡借來的概念。

在費爾巴哈看來，上帝是人的顛倒，我們把自己異化成上帝的僕從，進而顛倒自己與這個世界的關係。一旦這個世界裡的種種都是「上帝的旨意」，那麼自己就可以從生活裡的一切中卸責。面對這種情形，尼采按了不喜歡。

麀鹿濯濯，白鳥翯翯，一如費爾巴哈所言：「信仰就是把不是的想像為是的，例如想像這幅圖像是活的東西，這麵包是肉，這酒是血，也就是說，是它所不是的。因此，如果你希望用望遠鏡在天文學的天上找到上帝，或者用放大鏡在一個植物園中找到上帝。或者用礦物學上用的錘子在地質學的礦山里找到上帝，或者用解剖刀和顯微鏡在動物和人的腑臟裡找到上帝，那就暴露了對宗教的最大的無知——你只有在信仰中，只有在想像中，只有在人心中找到他；因為上帝本身並不是別的，只是幻想或想像的實體，只是人心的實體。」（p. 79）

「你的心是怎樣的，你的上帝便是怎樣的。人們的願望是怎樣的，他們的神便是怎樣的。」（p. 80）

在費爾巴哈對宗教神學的批判中，人類面對上帝採取了異化顛倒，把信仰變成生存的中介（Vermittler）。在無限放大上帝的同時，無限縮小了自己。一個人的主體性變得越來越卑微，像是遇見愛情的張愛玲，一路卑微到了塵埃裡去。這麼一來，我們便不再活得真切，我們像是上帝的棋子，我們只是忠實的執行著上帝的命令，卻不曾知曉，上帝不過就是我們自己。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可以，這很禪宗。在費爾巴哈後面，馬克思更是將這一套邏輯辯證法發揚光大。

在馬克思看來，不止宗教是人的顛倒，資本主義更是人的顛倒。在資本主義的世界裡，隨著「生產過程公有化」與「生產成果私有化」的矛盾不斷加深，人越來越不像一個人，而是金錢的奴隸。無產階級生產了所有，卻得不到自己勞動的商品成果；資本家什麼也不生產，卻得到了一切。用馬克思（Karl Marx）在《資本論》裡的話來說：「資本主義生產不僅是商品的生產，它實質上是剩餘價值的生產。工人不是為自己生產，而是為資本生產。」（p. 395）這是一種飛蛾撲火。無產階級絕望的生產著剩餘價值，將自己從一個完整的人異化成生產工具。

對此，馬克思很敏銳的從銅臭味中聞到一絲暴政的氣息。人與物，人與貨幣，人與財富的關係被完全顛倒了過來。在尼采好不容易殺死上帝之後，金錢代替了耶和華，成為了新的神明。馬克思深刻的評論道：「國民經濟學家把從你那里奪去的那一部分生命和人性，全用貨幣和財富補償給你，你自己不能辦到的一切，你的貨幣都能辦到；它能吃，能喝，能赴舞會，能去劇場，能獲得藝術、學識、歷史珍品和政治權力，能旅行，它能為你佔有這一切；它能購買這一切；它是真正的能力。」（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p. 135）

問題是，當你的損失被用金錢補償以後，你還是會以金錢的形式消費所有商品。到頭來，你的勞動力的等價物，也就是工資，還是作為剩餘價值回到了資本家手裡，恭喜夫人，賀喜老爺。

資本主義並不是民主的，因為經濟權力的行使者既不需要對他們的工人負責，也不需要對輿論負責。他們只需要「促進經濟效率」，在最大程度上保證自己效用的增加即可。可怕的是，上行下效，在這個社會結構當中，無產階級很快也會受到這種價值觀的同化，開始追求金錢回報、社會地位，以及自己對他人的統治。

因此，這變成一個以物質主義來衡量一切的社會。一個人考完學測要填什麼志願，必須考慮這個科系最後所能帶來的金錢回報。我們的決定圍繞著效用展開，我們貪婪的注視著一切和利潤相關的事物。

如同張一兵（2020）所言：「市民社會看起來像是一種社會秩序，然而實際上卻是一種普遍的仇恨，在這種仇恨之網中，每一個人都要支配一切他所能支配的東西。雖然這種秩序隸屬事物的總進程，並呈現出不斷進步的外表，但這種進步不過是一種虛偽的普遍性，猶如『一襲華美長袍』，其實『上面爬滿了蝨子。』」（p. 104）

這正是我們受傷的原因之一。

在尼采殺死了我們的上帝之後，我們找到了新的眾神，也就是商品和貨幣。我們創立了拜物教（fetishism），我們想方設法的用自己物質主義層面的成功來吸引他人，獲得崇拜，進而在主奴精神的鬥爭中取得勝利。

與馬克思同時代的德國哲學家摩西·赫斯（Moses Hess）曾不無感傷的說道：「我們現在正處在社會動物世界（sociale　Thierwelt）的最高點；因此，我們現在是社會的猛獸（sociale　Raubthiere），是完成了的、有意識的利己主義者。我們所謂的自由競爭就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所謂人權（Menschenrecht）就是對孤立個體、私人、『絕對的個性』的崇拜；所謂職業的自由不過就是相互剝削的貨幣欲（Gelddurst），無非就是社會猛獸的嗜血欲。」（見赫斯《論貨幣的本質》，載自《赫斯精萃》，南京大學出版社2010版，p. 160）

套一句《酒誥》裡的話，有產階級「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

在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的語境裡，貨幣經濟無孔不入，以致社會生活淪落為『精準算計的實踐生活』（calculative exactness of practical life）——借用齊美爾（Georg Simmel）的短語，這導致人類生活本身也被扭曲為『算術問題』（arithmetic problem）。

一切都是計算，既得利益者鼓勵我們計算，因此我們在這種計算中打滾得滿身是傷，眼裡卻依然閃爍著羨慕和不甘的光芒，彷彿一切都會在自己成為有產階級後好起來。至於其他無產者的痛苦？這關我什麼事。

面對資本主義的階級戰爭，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提出了「服喪勞動」的概念。鮑德里亞認為：「戰爭中獲勝的主人將戰俘蓄為奴隸，給他們勞動的機會，不再殺死他們，而是剝奪他們的榮譽以及他們用死亡冒險的機會。這樣，人的生命變成了投資和累積的過程，人們稱之為『資本主義精神』（見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如此一來，勞作就變成了緩慢死亡的服喪勞動。」（李志平，2021， p. 121）

鮑德里亞服喪勞動的概念是在說，其實一個人早該死了，之所以還沒死，不過是因為剩餘價值還沒得到「完整的剝削」。青塚成來惟築恨，白楊植後未盈圍。這種現象在工業化時代後變得更明顯，我們活著的每一天，都是在為自己服喪。無論是手忙腳亂的高中老師，兩眼疲憊的水管工人，汗流浹背的房仲業務，還是生無可戀的外賣騎手，積雪禦喪，邸廩如毀，黔廬赭峘，棄擲逶迤......不過都是在贖回自己死亡的權利。這些人不被允許去死，他們必須勞動，必須為既得利益者創造剩餘價值，這才是現代性最可怕的一面。因此他誇讚自殺，因為那是一種令人津津樂道的審判。與其一輩子沉淪於黑格爾主奴辯證法裡的奴隸地位，不如主動殺死這具被奴役的肉身，用這種行動反過來宣判這個世界有罪。

在自殺的那一刻，我們成為了法官，我們終於取回了主動權，我們好似獲得了審判這個社會的權力。

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成為叛變的機器人。

再說人生何嘗不是一場帕斯卡的賭注。相信「生命可貴」只不過是因為生與死之間存在著巨大的信息不對稱。向死由生，也許閉上眼才是真正的醒過來，也許今生才是地獄，誰知道呢。我們永遠不知道笛卡爾在「我思故我在」裡信誓旦旦論證出的上帝會不會騙人。如果上帝一如笛卡爾所言是全能全善的，那麼全能全善的祂為什麼會容許撒旦的存在本身就非常可疑。如果上帝和惡魔對立，「無法徹底消滅惡魔」這件事情在邏輯上就證明了上帝不是全能的；如果上帝刻意容許惡魔存在，那麼在邏輯上就不可能存在一個全善的上帝。無論何者為真，既然上帝不是全能全善的，祂就對我們的生命沒有絕對的掌握權。相反，資本和物質主義卻超越了上帝，成為了我們真正的主宰。我們何時能死，事實上取決於我們的社會階級。常常聽長輩說要賺夠自己的「棺材本」，似乎死亡是一項恩賜，似乎死亡是一場用積分兌換贈品的遊戲。玩笑背後，盡是蒼涼。

第歐根尼（Diogenes）和希達多都看得很清楚，只可惜他們都還不夠徹底。真正徹底的決裂，終究只有自殺一途。

叔本華聽完笑了笑，對著我們作了一個揖，歡迎我們來到這個作為意志與表象的世界。

在不間斷的異化過程中，我們一路墜落，所有的繁華都接不住我們。生命是輕盈而虛無的，薛西弗斯抱著石頭痛哭，我們抱著生存壓力痛哭。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2022）曾說：「生活是一個陷阱，這一點，人們早就知道了：人生下來，沒有人問他願不願意；他被關進一個並非自己選擇的身體之中，而且注定要死亡。」（p. 27）

我們都各自有著自己生命的不可承受之輕。我們輕盈，是因為我們有著後現代的眩暈。

比方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變形記》裡的主角，就用最荒謬主義的方式訴說著人類社會最本質的超現實。昆德拉評論道：「人們經常把卡夫卡筆下的主人公詮釋為對知識分子的寓意化投射，可格里高爾·薩姆沙沒有一絲知識分子的味道。 當他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一隻甲蟲時，他只有一個掛念：如何在這個新形態下，準時趕到辦公室去上班？ 在他的腦子裡只有他的工作已經使他習慣了的服從和規矩：他是一個職員，一個公務員，而且卡夫卡的所有人物都是如此；並非作為一種社會學類型的公務員（比如在左拉的小說中），而是作為一種人的可能性，一種存在的基本方式。」（p. 89）

在某個難以啟齒的程度上，我們都是卡夫卡筆下的公務員。我們被這個世界體制化（Institutionalized），一如電影《肖申克的救贖》（The Shawshank Redemption）裡對出獄感到不知所措的犯人。清晨的鬧鐘一響，我們按部就班的通勤，準時出現在學校或辦公室，以一種量化的方式被評判，模擬考的分數和公司的KPI能夠讓我們忐忑不安，進而歇斯底里的服從規則。

在這種服從中，人類出現了費爾巴哈與馬克思式的顛倒。

面對這種顛倒，人們要麼徹底異化，成為尼采口中的駱駝；要麼拒絕異化，用鮑德里亞式的自殺來判決這個社會有罪；要麼成為馬克思，發動無產階級革命來改造階級；要麼走向蘇東坡的小確幸，學會和這個世界和解。

蘇聯的垮台告訴我們，消滅有產階級後，人們獲得的往往不是解放，而是更深重和暴虐的奴役。因為相比自由市場起碼受到契約的約束，共產主義的政權往往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民意監督。最後的結果，依然是合法傷害權氾濫。

行有餘力，我們當前的制度和整個社會權力結構必然是要重新問責的。我們需要改革，我們需要真正的民主，而不是拜物教的民主。然而，這也只是站在大乘佛教的角度而言。普渡眾生之前，我們要先找到自己的彼岸。

要先療癒自己，我們才能去療癒社會。

接受小確幸不見得等於接受這個異化的世界。接受小確幸，事實上不過是在接納自己當下的狀態。

在療癒當中，我們確證了自己的生活不完全是一團糟。

而這也正是療癒感可貴的地方。

畢竟，唯有出現了自我療癒，無論用什麼方式，我們才可以的真正送走離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