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字母會，首先會想到什麼？譬如啟蒙時代的沙龍？譬如十九世紀末於斯曼、莫泊桑於左拉家裡聚會所寫出的《梅旦夜談（La soirée de Médan）》？抑或二十世紀初的超現實主義聚會與實驗？三零年代巴塔耶、萊西斯（M. Leiris）與蓋伊瓦(R. Caillois)的「社會學苑（Collège de Sociologie）」？還是四五零年代在花神與雙叟咖啡的存在主義？或是法國新小說運動時的眾神聚會？六零七零年代的法國哲學與人文科學的大爆炸（傅柯、德勒茲、阿圖塞、德希達、羅蘭巴特....）？
當然以整個計畫而言，思想的核心環繞在「六零年代代表的法國哲學」。然而在形式上，字母會兩個月一次的定期聚會接近左拉的聚會（但左拉他們只出了一本集子，字母會打算出二十六本）；而在思想與實踐上，竟有些像是「社會學苑」：那群三零年代的歐洲作家與哲學家們受到涂爾幹社會學的影響，試圖用社會學理論談論世界；而「字母會」的小說家們，平心而論，本身皆與法國當代哲學甚少關聯，卻在字母思想遊牧者楊凱麟的刺激下，被一個一個陌生化的概念（或說將本身已陌生的概念再度陌生化並再以陌生的方式拋出），然後連續（要進行二十六次）又間斷地（因為每一次的書寫都成異境探險，以異己之身體重新啟動）高強度調動超過自己經驗的超經驗，完成一篇一篇的短篇小說。
在進行了五年後，由衛城出版社奇蹟般的出手，在實體與虛擬的空間裡以小博物館的方式策展（博物館的隱喻，不也與圖書館一樣，是創作者最好的隱喻宇宙？），於二零一七年搶劫我們的眼珠，攻佔我們的腦葉皺摺，拉扯揉搓我們的神經元。乍看起完整的且完美的陳列，包括一致的書封、每個人的專刊、豐富的講座還有臉書上的迴響，實在難以想像「字母會」一路走來的坎坷：最早構想的專刊形式、前期在《短篇小說》的寄生狀態（且不明原因，這群作家的作品可以如此無人注意）、《短篇小說》結束後自費出版兩期、或是五年來每個人逢遭的各種考驗（尤其是駱以軍長訴說的身體病痛，或身為台灣創作者的嚴苛處境）、以及原來構想的邀請每期的客座作家參與並不順利。然而，除了以一個一個包含巨大可能性的詞條「施虐」這些創作者的哲學家楊凱麟，後來還有學成歸國的潘怡帆加入，為每篇小說統評，讓字母會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宇宙；兼以黃崇凱的中途加入與重頭趕上，讓字母會的成員名單添了生力軍。使得這一切的崎嶇路徑，像是特意安排。如同艾呂雅所說的：「沒有偶然，只有註定的相遇。」我們應該將楊凱麟的字母視作「戰爭機器」。意思是，每次的「一期一會」所造成的，遠非思想與創作質性的匯聚。儘管這群人的友誼以及漫長孤獨寫作中難得的溫暖切磋，實質上，本先的差異，在字母會的實踐中，只能更加的差異。差異的差異化，而且以總動員方式擾亂。因而，字母會的最大公約數很可能只是在一開始的對於出題者楊凱麟的專注思考，繫著這一切運作下來的「基礎」則是杜絕同質性的發生。並且是以「絕境求生」的模式，耗盡創作者最珍貴的資源（駱以軍的「挖空礦山論」），一再讓自己從自己當中再出生與蛻變的方式，非常自動地自行差異與相處差異化，作者必須讓自己成為自己的自動化差異的地獄機器。無論多麼有意為之的思考與實踐書寫，字母會成員包括楊凱麟與評論者潘怡帆，都不自主地「岔」出去，直到主體成為迷宮。必須重複地「不能重複」，另類的永劫回歸，勢必在每一次的岔路中走向不同的可能，並再度讓自我主體迷宮更加複雜。
所以這攸關的仍然是遊戲與賭注的關係。遵守遊戲規則是為了能夠翻轉遊戲規則，因為翻轉亦是此遊戲的本質，是這個遊戲的唯一道德。他們不僅順著遊戲規則而下注。他們也相對地以下注去改變遊戲規則，而再度因這被改變的動態進行下一輪遊戲，要求付出更多或更特異的賭注。尤其是未曾擁有的、不可能擁有的、不應該擁有的賭注。最大的賭注，或許是駱以軍所說的，他們各自付出創作者的黃金歲月，賭在一個無法輕易脫身的，也不保證成果與注意也超高風險及折損的計畫上。
字母會本身即是眾多的矛盾：
極端地遠離自身，同時像是自由落體般墜地的速度迫近更裡頭的自己。閱讀間彷彿看著一次一次地，作者們縱身一躍欲展翅高飛，立即無盡墜下，試圖探索自己的文學能否承受得了這賭博式的自我交付；看似結盟，實際上一切的相遇像是彈珠台上一個個迸射的鋼珠、或撞球檯上五顏六色的圓球，一個動作，如鋼珠彈射，或是用球竿衝擊母球（如同楊凱麟的詞語？）撞散子球。彷彿珠子或球體間的相遇是為了能夠彼此四散。一個個的單子沒有窗戶；貌似最為前衛的詆毀一切傳統的「實驗」，但可能是當代創作當作最為回歸文學創作本心，像鮭魚冒死洄泳只為了誕生那「未來之書」的文學運動（在這沒有運動的時代）；雖然明白寫著華文最大的可能性，但是眾人卻像默契似地隱隱展演著「不可能性」。於是字母會的小說攤開，是可能性的種種不可能，以及不可能性的種種可能。
或者，你可以忘記一切，不管那些字母與哲學（但坦白說你讀過就忘不掉），甚至也忘了作者們的名字。如果他們主張文學不能劃歸文學史，甚至某種程度要去文學史，我們得以認真將他們硬生生抽出（從我們習慣性的框架中）。然後也許會發現這一切會聚攏在文學所是及其所不是之處，因為真正讓文學可以自由，配得上文學之名的，在於文學能是其所是也同時能是其所不是，文學是文學本身的在場與缺席，存活與死亡。
寫作真正的價值在於準備寫作，例如普魯斯特寫出七大冊的《追憶似水年華》只終將於末尾讓敘事者準備好當一個作家，或是羅蘭巴特兩年的「小說的準備」課程只談論小說準備而非內容。那麼，第一個字母「未來（Avenir）」的安排就不會是偶然。真正的意涵也許是，身為讀者，也必須準備將目光投向未來不可知之處，自我的末境與末境的自我，在未到來的時刻的相遇。透過閱讀，差異出差異地閱讀，將閱讀事件化，讓閱讀的事件肉身化，最終我們相遇，並不在於與作者們作為的個體甚至話語或思想，而是我們終將可能相遇在這一連串層層交疊混合又歧出增生滋長爆裂的，一本書裡。
是以，作為一名讀者，包括評論者如我，必須要參與遊戲。最低限而言，閱讀起字母會，不是在閱讀一連串的知名作者、也不是一篇一篇的短篇小說、不是一本本的文學雜誌、不是二十六本書（包括眾作者的短篇小說、楊凱麟的詞條與潘怡帆的評論），如果無法當作一座圖書館，至少當作當代文學可能性（與不可能性）的百科全書。但最好的話，可以當作一本「全書」，馬拉美盡全力投入去想像的。如果「書」是文明的集體神話（羅蘭巴特語），自當懷著最大最瘋狂的熱情去想像。猶如馬拉美留下來兩百多頁僅僅「談論『書』」的手稿，以及花費大量時間舉辦朗讀會散播，我們可以想見，「字母會」不單是最後將看見的二十六本書、六本專刊，包括所有的講座與關於字母會的評論，最大的可能性是把這一切想進一本「（全）書」裡。它構成「一種精神爆發（書以外再無爆發），它是一種純作品（直到瘋狂的界線）」。
如此，我們才可能達到真正的閱讀，與寫作交織無法分離的同時發生與同時互相取消的閱讀。然後，書評，也不再必要。因為早就發生在每個寫作（尚未）誕生之時，（尚未）誕生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