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年前鄭捷事件之後，江子翠站再次發生傷害事件，2024年11月08日，一名年約40歲的王姓女子以隨身攜帶的美工刀劃傷一名17歲男高中生臉部。女子原擔任理貨員，因前份工作關係隨身攜帶美工刀，失業沒多久的他在搭乘捷運時似乎與不認識的男高中生對到眼，認為對方說他壞話，故引起犯意。
事件隔天除了奪刀的英雄被揭露、得到眾人喝采，女子的背景也被起底。中年失業、未婚無伴侶子女、國立大學碩論研究佛法、情緒不穩遭老闆開除、每個工作都做不久、從南部北漂、家庭支援不足（父母離異，父親接受長期照顧，母親鮮少聯絡）等等。這樣子的人可能過怎樣的生活？遇到什麼困難？其實只要我們認真去想就會知道，並且也能感同身受。但我們願不願意去認真想，還是只是表面的去理解一個事件，刻意忽略背後的脈絡，只一刀剖開傷害發生的時間點，斷定完拿刀的兇手、找出該負責的人之後輕鬆結案？在某種意義上這也像是拿著另外一把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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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校園生活後，職場往往成為我們主要建立自我的場域，並且因為是在職場，所以經常以功利的角度、直接以「你有沒有用」、「這裡需不需要你」的方式呈現。在社會中，一個被納入職場體系裡的個人如果職場適應不良又缺乏情感支持，幾乎等同於被排除在社會之外，我們很難想像他不同時有情緒問題。
所謂的職場失敗者，與社會邊緣者有高度重疊，然而邊緣者之所以邊緣，是因為尚未掉落到需要被加以關注的另一群人，例如有明確醫療證明的身心障礙者。這使得他們看起來「好手好腳卻不工作，真懶惰」。這是常見對無家者的印象，也是常見對職場失敗者的標籤。他們困在某個環節，無法自助也無法求助，他們很安靜，但不像電影裡的精神病患那樣極端的大叫，並不代表一切沒有問題。
比起標準的身心障礙者，這群邊緣者或許才是大宗，他們在社會安全網之外，沒有相對應的社會資源，也沒有相對應的能承接住他們的專業工作者。其實身邊有一些這樣困住的人，最近自我反省以前對他們的態度和看法，他們看起來真的很懶，不去找工作也不做點有意義的事，看起來把大部分的時間拿來玩那種無聊的課金手遊、看網拍、好高騖遠，想著要幹大事實際上卻什麼也做不了。但仔細想想他們的生命經驗，就會發現他們懶的背後是因為動彈不得，手機成為遁逃的場所，他們或許也覺得很無聊，但就是除此之外感受不到自己在社會中還能做什麼。
其中一篇〈北漂女碩士捷運持刀傷人 畢業論文竟寫佛法〉報導，便是一刀切的將事件的所有責任、諷刺、缺德、對所有發生的事無可挽回加諸在女子身上，看得讓人非常生氣。
如果我們期待一個溫柔的社會，期待一個真正多元、平等、共融的世界，可不可以在落筆下字之前，先抽離出來以上帝視角來看，這樣有沒有人被剝削。如果許多人都這樣看待事情，會是一個永續的世界嗎？如果不去想這一切，那其實就是一種自私。
回過頭看鄭捷案，看到有反思性的文章在標題指出「槍斃一個人，就消滅罪惡了嗎？」、「極刑不能防堵無差別殺人」，如今我們用暴力去對待另一個人，也不會消滅罪惡、也不能防堵傷害。多麼希望當時的反思與錯過，不會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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