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為近幾年“職場霸凌”受害者不幸往生，表示哀悼和不捨。希望他們能得到安息，更希望他們的受難，能夠喚醒後人的自我保護意識。也希望給有權勢的單位和個人一個警惕，天理昭昭，公義終將彰顯。
也是近幾年才得到部份改善的職場或特定場域「性騷擾」案件，也就是“Metoo”事件，要不是許多受害者站出來，捍衛自己的權益，致使不少的加害者受到法律應有的制裁，或是付出慘重的代價。這樣的社會現象進化，合理相信，類似的不法行為會大量減少，也多少強化了公平正義的維護。
試問一下，若是家裡遭小偷，要不要報案？還有，若是遭遇打劫，要不要報警？
答案應該很清楚。身為受害者，權益受損了，當然要尋求公正處理，還自己一個公道。同時，讓加害者受到應有的懲罰，這是天公地道的事。
那麼為什麼霸凌事件總是要到發生了嚴重的人身傷害，甚至出了人命之後，才受到社會的矚目。另外，合理推測，還有許多的案例尚未浮出水面，或是已經被披露的案件，加害者可能免受法律的制裁。
主要原因分兩個層次。其一，‘’霸凌‘’的界線模糊，有時候舉證困難。另外一個層次，可能對應霸凌的法條還不完備。即便已經有些完成立法的條例，也因前述缺失，無法有效依法處理。
另外一個可能性，就是如何有效執行，是不是有關機關還在摸索當中？因而，幾乎所有的霸凌案件，總要升級到出了人命，事件才會得到應有的對待。更令人擔憂的，是不是又像其他的社會和政治案件，經過媒體熱炒一陣後，又煙消雲散了。
人際關係，凡有團體的形式，就會有「霸凌」出現。例如臨時性社團活動，旅遊團或是球隊等等。由於這類團體的組成比較鬆散，時間跨距也不長，互相利益瓜葛不會太深。若偶有霸凌現象，一般都不太嚴重，事件也容易凸顯。即便因而引發了人際摩擦，也不會傷害過深，很快也就落幕了。
比較嚴重的「霸凌」事件通常都出現在相對封閉的職場，例如學校，公務部門，甚至是軍警等階級權力分界明顯的場域。受害者為顧及自身職業生涯升遷，道德名聲可能受到汚損，或恐懼上司的報復，可以理解的，很多都選擇隱忍。以致無限期的助長「職場霸凌」的歪風，讓加害者愈加容易得逞，甚至變本加厲，讓更多人受害。
對比相對開放的私人企業職場，由於進入那場域或是離開都比較容易，受害者若無法接受同儕的「霸凌」行為，或不張揚，或不願訴諸法律，一般都選擇離開，霸凌的事例也就消弭於無形。
公務機關的場域藩籬就高出許多，大部份的公務人員都曾是青年才俊，都經過高、普考檢定合格，才滿懷遠大理想，進入公務部門服務。
由於公務機關的年資考核制度，很大程度影響了個別公務員的升遷。一般擔任事務官的主管，經過多年歷練，對於業務的嫻熟自不在話下，手握的權柄也不小。經過多年官場生涯，習慣支配權力，若有意逾舉、濫權，大部份都可以得逞。
相信個別的公務機關都會有一些特定的慣例，或沒有明文的“潛規則”。它可能口耳相傳，不一定真實，卻可能是個徵兆。 當然，人言可畏，但畢竟，「紙包不住火」的。耳聞的"潛規則"，可以是個警訊，讓新進人士有個思考的機會。
據說韓國演藝界似乎有某些“潛規則”， 年輕資淺的藝人，若想得到重用，則須付出不小的代價。能不能讓‘’利益控制者‘’得利，新進藝人是有獨立做主的權力的。
相對於制度嚴謹且封閉的公務機關，若說沒有“潛規則”，怕是沒人會信的。‘’潛規則‘’ 為不法長官提供了作惡的土壤，卻也是對資歷短淺的人士一個‘’預告‘’。至於，是否踩進去，真的是考驗個人智慧。
所謂「孰可忍、孰不可忍」，身外之物或無形的名利，或可忍，唯獨身家性命不可忍。個人應該為自己劃一條線，只要一觸及，就必須為自己站出來，採取必要的措施，為自己的人生一搏。千萬不要還沒努力嘗試，就放棄了自己，留給親人永遠的遺憾。
至於，執行的有效和公正性，就是執政當局責無旁貸的。要讓‘’潛在受害者‘’，或是正在受害的公務員，勇敢的站出來，為自己的人生禍福奮戰，當局理當給他們一個無憂無懼的申訴管道，讓投訴案件沒有洩露之虞的情況下，得到徹底的檢視。
考慮到可能殘存在官場的封建餘毒，或是坊間相信尚存的「官官相護」現象，必須設立一獨立運作的機構，負責所有公部門的霸凌申訴。
此類案件，切勿交給同一機關的政風部門，或直屬長官處理。霸凌申訴框架建立完成後，理當公告週知，明定投訴要件及步驟。所有申訴，都須經過合理、合法調查。如果偏向屬實，立刻轉交司法單位依法處理。
如果有效的機制和執行細則都齊備以後，是否有用，可待時間檢驗。其所帶來的立即成效，一定是會產生即時的嚇阻作用，進而維護政府管治團隊的聲譽，讓有志的公務人員安心奉獻心力，一酬壯志。最重要的，能夠讓鋌而走險的不法幹部，受到法律的制裁，避免不幸事件再度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