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者小熊英二分析日本社會的僵化原因。
※本文摘自小熊英二《日本社會的機制》（講談社現代新書，2019年）。
戰後日本史的概觀
讓我們先概括整理戰後日本社會的歷史。
（1）從戰敗到1950年代前半，地方人口滯留，農林自營業增加，出現歷史逆行。這是因為戰爭使城市的產業遭到毀滅，不得不移往地方。
（2）從1950年代後半開始，隨著高度成長，城市出現大規模的人口移動。來自地方的農林自營業從業者開始減少。「嬰兒潮世代」的就業與此重疊，勞動力的供應推動了經濟成長。高中和大學的升學率在此時期急劇上升。
（3）1973年的石油危機時期，高度成長結束。由於公共事業的分配，城市的人口移動停止，且大學升學率也受到政策抑制。大企業並未增加雇用，反而進行了人事調整，但中小企業和非農林自營業吸收了過剩的勞動力。
（4）自1980年代起，非農林自營業開始減少。從那時起，家庭勞動者中，女性和老年人等邊緣勞動力的非正規雇用增加。此時期以後，除了泡沫時期短暫增加，正社員的數量幾乎保持不變，。
（5）1990年代泡沫崩潰，高中畢業生的勞動市場急劇縮小，大學升學率上升。然而，由於新卒（應屆畢業生）招聘的增加並不明顯，許多「次嬰兒潮世代」的人以非正規勞動方式就業。（派遣、契約社員等）
（6）從2000年前後開始，無論經濟如何變化，城市人口移動已成為常態。自營業和小企業的就業者減少顯著，非正規雇用增加。儘管如此，日本型的雇用慣行在核心部分並未發生重大變化。非正規勞動者的比例較高，主要是女性、老年人和年輕人等邊緣勞動力。
就如同社會保障制度，日本社會以「公司」為基礎的「大企業型」生活和以「村落」為基礎的「地方型」生活為前提。然而，正如上面所述的變動過程中，「大企業型」和「地方型」的兩大類型所涵蓋的範圍正在縮小。不過，「大企業型」意外地穩定，而「地方型」逐漸減少、「剩餘型」則顯著增加。
再回想一下，自1990年代以來，東京市中心的風景並沒有太大變化。早上的通勤高峰、辦公區的西裝裝扮、六本木和霞關（日本行政中樞）的街景幾乎沒有變化。其一原因是正社員的數量並未減少。
然而，在地方城市和農山村，甚至東京圈的郊區，風景卻發生了巨大變化。自營商店和農戶減少，車站前的商店街幾乎通通都倒店。相對的沿街出現了巨大的購物中心、護理設施、針對外送和便利店的物流倉庫等。那些設施的從業人員中，也存在許多非正規勞動者。統計數據也顯示出自營業者減少，非正規勞動者增加。
至今仍有農村地區的人表示從未購買過米或蔬菜。因為他們要麼自家種植，要麼從鄰居那裡「分享」。也就是說，若在擁有自住房的自營業中，依賴社區互助生活，支出就會很少。然而，當自營業者轉變為非正規勞動者，社區互助衰退時，必要的支出勢必增加。
僅靠工資收入就能過上好日子的「大企業型」生活，自古以來就不是多數派。即便如此，只要能過上「地方型」的生活，即使收入不高也問題不大。然而，若正社員的數量不變，「地方型」減少、「剩餘型」增加時，人們陷入貧困的可能性將大幅上升。這將動搖以「公司」和「村落」為基本單位的日本社會。
大企業的「封閉性勞動市場」
如前述，社會以「公司」和「村落」為基礎的組織並不一定是全球通用的。在日本的情況下，為什麼「企業」和「地方」會被意識為基本單位呢？
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日本大企業的雇用習慣。在日本，能夠預見「終生雇用和工資上升」的大企業會廣泛吸引人才，但也經常要求調動。因此「終身雇用和工資上升」與「在地生活」往往只能二選一。
而且大家一旦成為大企業的正社員，通常不會辭職，從中小企業轉移到大企業也並不容易。因此大企業勞動市場與中小企業勞動市場是分開的。
這一點在1957年的《經濟白皮書》中被形容為「勞動市場也具有雙重結構的封閉性」。如前述，1985年經濟企劃廳報告指出，「從外部勞動市場到內部勞動市場的流動限制的特徵基本上沒有改變」。
經濟學者氏原正治郎早早就指出這一點。氏原在1954年的論文中，基於京濱工業地帶的勞動者調查，將日本的勞動市場圖示化。根據氏原的說法，日本有許多自營業和農業的從業者，存在著大量的過剩勞動力。
隨著現代化和貨幣經濟的滲透，村莊的相互扶助減弱，現金收入成為生存條件，他們成為「尋求就業機會的非熟練勞動力」。其中一部分人「在年輕時，或稍微長大後，特別被選拔為大型企業的員工，開始他們的職業生涯，隨著時間的推移，培養成適應該企業的熟練勞動力」。一部分「在企業中長期工作直到退休」，而剩下的則因「經濟的起伏或個人原因而離開該企業」。
然而，日本的大企業對轉職者並不友善。一旦離開大企業，有些人會成為「中小企業經營者」，但其餘則「作為中小企業的勞動者度過一生，或者再次流入原本過剩的勞動力池中」。另一方面，中小企業則由「少數成年熟練勞動者和大量年輕人、女性及老年人的非熟練勞動者結合」構成，並以「激烈的勞動流動」和「低生產力及低工資」為特徵。「他們的生活不如大型工廠勞動者穩定」。中小企業因經濟波動而起伏不定，許多勞動者也因此更換工作，但大多數是從一個中小企業跳到另一個中小企業。
氏原的模型特徵在於「封閉性」和「開放性」的結合。首先，大企業相比中小企業具有「地域開放性」。也就是說，「大型工廠擁有從更廣泛的地域範圍中挑選優秀勞動者的條件和資源，而中小工廠一般不具備這種便利，因此其挑選範圍較窄」。
然而，「企業的封閉性」則相反。大企業對轉職者來說是封閉的，而中小企業則是開放的。大企業員工因為年資而獲得地位，因此不會離開該企業。另一方面，中小企業則具有接納其他企業離職者的開放性。
在這樣的勞動市場中，會發生兩種現象。一是企業規模所造成的工資差距，另一是生產力低下的中小企業或自營業者能夠持續生存。
從一般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勞動者會想跳到薪水高的工作。如果是這樣，工資將在大企業的水平上趨於平衡，生產力低下的自營業或中小企業將被淘汰。借用氏原的表達，「如果工資平準化，那些連最低工資都無法支付的低效率企業就不應該存在」。
然而，在日本並非如此。因為勞動市場存在雙重結構，無法轉移到大企業。因此，中小企業不會與大企業展開工資競爭，能夠持續保持低工資。而且，自營業和中小企業以與大企業區隔的方式獲得勞動力供應，因此能夠持續存在。氏原指出，「企業規模之間工資差距顯著的原因之一就在於此」。
＊本文摘自小熊英二的《日本社會的機制》（講談社現代新書），該著作解釋了規範雇用、教育、社會保障、政治、身份認同、生活方式等的「社會機制」。書中充滿了思考日本為何未能順利運行的原因的線索。大家有興趣可以參考原作。
讀後感：算算我在日本生活已經也來到第十五個年頭，從讀書到就業，其實不難察覺到在日本所謂勝利組，就是進入大企業工作的那群人，其中可能還有更厲害的外資系企業，那部分就不探討了。
而平民組進入中小企業就職、家裡有點錢可能做做小生意，但不管做什麼都沒有大企業穩定。拿開戶、辦卡跟簽證來說，光是有大企業聘用，這三件事就無往不利，但要是沒有大企業員工身份加持，就算銀行餘額證明書開出來贏別人，還是有可能卡關。
約莫十幾年前在東京，曾聽過某個家裡可以在東京黃金地段直接用現金買房創業的有錢人家小孩，銀行信用卡辦下來額度只有幾萬塊日幣，當時是聽他家人說，詳情雖然不太記得，但那個額度也太誇張。不過反觀那時在日本剛畢業的我們，就算年近三十，在台灣有工作經驗、也有點存款，日本銀行怎麼辦就是沒辦法核卡；當然發卡狀況會牽涉簽證問題，簽證問題又牽扯到更多個人狀況，但那時有感最有利的身份無疑就是大企業員工。
只要一進入大企業工作，經濟狀況不用說，要辦卡、貸款、簽證、時間到了要永住還是入籍當日本人都能隨心所欲，不會像我們一般老百姓遇到那麼多困難跟雜事。進入大企業工作就是勝利組，在日本身為非國民也非大企業員工的人們應該都很有感觸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