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 我是 Andy CY
你是否曾經好奇，為什麼平常理性溫和的人，一旦置身於激動的人群中，行為舉止就可能變成失去理性思考，僅憑衝動行事的暴民？
一百多年前，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在其劃時代的著作《烏合之眾》（Psychologie des Foules）中，以他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觀察，為世界揭示了「群體」背後令人不安卻又極具洞察力的心理機制。這本書不僅奠定了社會心理學的基礎，至今仍為理解政治運動、社會浪潮乃至商業行銷提供了深刻的洞見。
我們今天將深入探討勒龐的核心觀點，並從他的思考框架理解當代社會的發展。
為什麼重要？
理解個人在群體影響下的心理變化、情緒傳染與領袖的動員手法，幫助你在面對社會現象時，能更清晰地定位自己，反思周遭的集體現象，並形成更有深度的社會觀察
在這期的內容將涵蓋：
- 個體意識的消融，加入群體的心理狀態
- 以群體為掩護，卸下責任的枷鎖
- 陷入群體非理性的自我犧牲
- 群體喜怒無常，無法理喻
- 操控群體的方式：肯定、重複、傳染性
- 不同時期的社會，需要不同的領袖
- 當個人失去掌控，群體就會興起
- 社會意識形態的循環
- 結語：警惕群體的力量，保持個體性
個體意識的消融，加入群體的心理狀態
勒龐在《烏合之眾》中，開頭就為群體下了定義：「構成群體的關鍵並非人數多寡或物理上的聚集，而是個體心理狀態的根本轉變：個人是否放棄了獨立的意識與個性，選擇融入一個共享情感與觀念的「心理群體」（psychological crowd）群體沒有一定要多少人、出現在同一個地方，這些都不是最關鍵的要素，最關鍵的是在群體中的個人是不是放棄了個體性，只要他們的思想、情感與他人共同頻率，受到同樣刺激引導產生相同的反應，一個群體就已然形成。
在群體中的個人，他們的行為不再是單純自覺的，而是受到群體推動、暗示而成的，選擇融入群體的個人，個體原有的獨立思考能力、批判精神以及獨特的人格特質會暫時隱匿，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集體性的、無意識的人格，這種轉變並非出於自覺選擇，而是受到群體氛圍中強烈的暗示與傳染作用所驅動。就像水滴匯入洪流，個體的行為不再源於自身意志，而是被一股強大的集體力量所推動，他們的情感會被迅速放大、觀念被輕易接收，所有的成員彷彿都被群體的洪流推著走，個體不再是原本的自己，他們變成了失去個人意志、僅憑集體衝動行事的機器人。
舉個例子，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加入群體的人原本可能只是一般人，可能只是溫和的廚師、誠懇的工匠等民眾，他們原本都有各自理性、良知、獨立思考的能力，然而當他們加入到革命的群體中，他們原有的個體性便被稀釋了，轉而變成無意識地跟隨群體行動，當群體選擇攻入巴士底監獄暴力洗劫時，這些原本只是一般的民眾，在群體情緒的推波助瀾下，他們拋棄了道德準則，選擇拿起尖刀加入燒殺擄掠的行列。
A painting depicting “The storming of the Bastille,” by Jean-Pierre Houël.
以群體為掩護，卸下責任的枷鎖
同時，當個人藏身於群體之中，個體會感受到一種虛幻卻強烈的力量感與安全感，在群體中的匿名性，使得個人行為似乎不再需要承擔直接後果，因為責任被分散到龐大的群體之中了，一切都是群體一起承擔，這種心理狀態讓個人可以拋棄一直以來約束著他的責任感、道德感，那些隱藏在人性底層，原先被文明所壓抑的本能與衝動，便得以掙脫束縛，這使得群體中的個人更容易變得衝動、易怒，做出各種野蠻行為。
陷入群體非理性的自我犧牲
前面提到，群體的關鍵特徵是個人意識的消失，只受到群體的情緒、想法主導，在這種狀態下，當群體的情緒被煽動到極點、失去控制邊緣時，群體甚至可能會引導個人做出損害自己的事情，而身在其中的個人卻渾然不覺，在無意識中犧牲了個人的利益。
在法國大革命中，除了街頭的暴力衝突之外，另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是打破貴族與平民的階級之分，原本貴族階級享有在政治、稅務上眾多的特權，而且貴族同時受到很多保護措施，但是在一場持續至深夜、情緒極為激昂的國民議會會議中，在強烈愛國熱情與自我犧牲的精神感染下，貴族成員們一個接一個地站起來，提議廢除他們貴族階級所享有，長達數世紀累積的財富、地位與政治權利。在那股慷慨激昂的革新情緒中，個別貴族成員暫時喪失了對個人利益的理性計算，自願放棄世代相傳、賴以為生的封建特權，這便是群體非理性力量足以壓倒個人利害考量的展現。
群體喜怒無常，無法理喻
群體的行動準則很容易變化，有時候有非常高的道德標準，有時候卻又會做出極端暴力的事情，這一切的根源就在於群體並不知道何謂真理、何謂謬誤，群體無法進行理性思辨，他們對真理與謬誤缺乏辨別能力，行動完全受當下主導性的情緒所驅動，群體更像是一種憑藉本能和情感行事的原始動物。
法國大革命再次提供了例證：同一個革命群體，一方面可以實施冷酷的恐怖統治，將成千上萬的「反革命分子」送上斷頭台，展現出極端的暴力；另一方面，又能為了捍衛平民權利而高舉「自由、平等、博愛」的旗幟，展現出崇高的理想主義情懷。同一個群體在短時間內可以同時擁抱並實踐兩種截然相反的價值觀，這恰恰暴露了群體受情緒左右、喜怒無常、缺乏穩定內核的本質。
正因為群體不受理性邏輯的約束，它們只能理解那些通過聯想、形象化、簡單直接的方式呈現的觀念。 因此，懂得如何影響群體的演說家或領袖，從來都不是依靠嚴謹的論證或客觀的數據。相反，他們總是訴諸情感，試圖點燃群眾的希望、恐懼或仇恨。 在這個過程中，那些含義模糊卻充滿力量的詞語往往最具魔力，例如「民主」、「自由」、「平等」、「社會主義」等。這些詞語像咒語一樣，能夠喚起模糊卻強烈的集體想像，它們似乎能解決一切問題，滿足所有期望。試圖用複雜的分析和統計數字來說服群體，幾乎註定徒勞無功，因為群體缺乏進行精細思辨的耐心和能力。
這也造成了，群體的領袖往往不是那些深思熟慮、富有遠見的思想家或知識分子。 因為這些人傾向於懷疑、分析，尋求複雜問題的正確答案，這與群體簡單、衝動的需求格格不入。相反，群體的領袖更常見的是那些意志堅定、充滿激情、甚至有些偏執的「實踐家」或「煽動者」。 這些人或許精神高度亢奮，遊走在瘋狂的邊緣，但他們對自己的信念抱有不容置疑的狂熱。不論他們的想法或目標在理性看來多麼荒謬，他們堅定不移的態度本身就具有強大的感染力，足以壓倒任何理性質疑。任何輕視、反對甚至迫害，都無法動搖他們，反而可能激發他們更強烈的決心，甚至產生以身殉道的渴望。
French revolution - The National Assembly Renounces all Privileges, 4th August 1789, engraved by Helman - Assemblee
操控群體的方式：肯定、重複、傳染性
勒龐精闢地總結了領袖操控群體的三大溝通法則：肯定（Affirmation）、重複（Repetition）和傳染（Contagion）。
肯定，指的是簡潔、有力，不需要過多的解釋、說明，避免讓群眾需要任何形式的推理、思考，最好是可以直接感受的，像「自由」、「平等」這樣崇高而模糊的口號，可以直接觸動群體的內心產生強烈的共鳴，或是充滿煽動性的指控，都能直接觸動群體的情感核心，產生強烈共鳴，肯定的言語是讓群體快速凝聚，聽從領導者指揮的有效工具。
重複，指的是領袖應該不斷重複、肯定同樣的話語，讓這個話語深深硬刻在群體的內心中，這樣也會強化傳染性，像是川普最喜歡說的讓美國再次偉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就是一個常常重複、高度傳染性的溝通方式，讓川普能夠快速激起群體的共鳴，並且擁護他成為領導者。
傳染，指的是情感、觀念和行為模式在群體中像病毒一樣迅速蔓延的過程。 一旦某種強烈的情緒或信念在群體中被點燃，它就會通過模仿和暗示，快速感染給其他成員，形成一股難以抗拒的集體潮流。肯定和重複都是為了啟動和加速這種傳染過程
前面舉了比較多政治的案例，但除了政治需要驅動群體，在商業環境中，公司領導人也需要驅動群體，尤其是剛成立的新創公司，對於領導人來說，最重要的就是讓公司成員有共同的願景，相信一樣的理想，這其實也與政治中驅動群體的方式相同，我們可以看到社群媒體剛興起時，新創公司不斷強調 Connecting the World，領導人也是透過肯定、重複、傳染性的溝通方式，要不斷強調公司的願景，讓整個團隊的人都相信，並且以此作為行動目標，在這裡也可以看到群體的特徵。
不同時期的社會，需要不同的領袖
在勒龐的筆下，群體的領袖多半是瘋狂、亢奮的實踐者，我認為這其實可以更深入一層解析，結合瑞·達利歐 (Ray Dalio) 在《變化中的世界秩序》中對於社會演進的觀察，每個社會都會經歷革命戰爭與和平繁榮，而社會就是在這兩者之間不斷來回擺盪，對於群體、社會來說，在不同狀態下需要的領袖氣質是不同的。
- 動盪與革命時期： 當社會陷入混亂、舊秩序崩潰、革命浪潮洶湧之時，最能吸引和領導群眾的，往往是極具「個人魅力的革命領袖」。他們通常始於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或活動家，對未來懷有堅定的信念，能為迷茫的群眾提供一個值得追隨的願景。群眾的支持反過來又會強化領袖的信念，有時甚至可能使其從理想主義者轉變為為了勝利不擇手段的冷酷革命者。
- 秩序重建時期： 當暴力革命的高潮過去，社會需要從廢墟中建立新秩序時，所需要的領袖是「權力的鞏固者」。他們最好既有革命時期領袖般的強勢與決斷力，又具備政治上的精明和務實。他們需要在混亂中劃定界限，逐步恢復穩定，帶領社會從動盪過渡到重建。
- 和平與發展時期： 當社會基礎穩固，進入和平發展階段後，領袖的角色轉變為「體制工程師」。此時，大規模動員群眾的需求下降，領導者更需要的是組建高效的專業團隊和幕僚，設計並維護良好的法律、經濟和社會體制，鼓勵生產力提升和財富創造，同時確保社會在規則框架內有序運行。
所以，從勒龐的理論與達利歐的研究之中，我們可以理解不同社會、國家狀態所需的領導者並不相同，而我們可以從現在能得到多數人支持的領導者，他們所擁有的特質，觀察到現在社會、國家的狀態是在革命戰爭、和平繁榮天平中如何擺盪。
當個人失去掌控，群體就會興起
既然不同的國家、社會狀態會形塑不同的領導者、群體關係，那麼，究竟在什麼樣的條件下，群體更容易興起並主導社會氛圍呢？
每當經濟成長放緩、社會流動性降低、身份認同衝突發生時，都是醞釀群體心理的溫床，當人們發現社會、經濟中可分配的資源開始減少的時候，就會刺激人們認為自己正在慢慢失去控制，而喪失主導權的焦慮感，就會開始讓人們醞釀對外部世界的敵意，並促使人們向提供歸屬感和力量感的群體靠攏。
借鑑歷史， 1929年爆發的經濟大蕭條席捲全球，帶來了空前的失業、貧困和社會動盪，讓無數人感覺生活徹底失控。在這種普遍的絕望與焦慮氛圍下，社會整體快速地向極端右翼傾斜。 極具煽動性的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正是利用了這種集體性的不安全感與對秩序的渴望而崛起。它們承諾恢復國家榮光、提供強有力的領導、並將社會問題歸咎於特定的替罪羊（如猶太人或其他少數族裔），透過勒龐所描述的肯定、重複、傳染等手段，成功動員了大規模的群眾。這種由經濟危機催化、被群體非理性狂熱所驅動的極端右翼意識形態，最終將德國、義大利、日本等國推向了軍國主義擴張的道路，釀成了毀滅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這段歷史清楚地警示我們，當社會普遍陷入失控感時，群體力量若被導向極端排外和侵略性的方向，其後果將是災難性的。
Principles for Dealing with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by Ray Dalio
社會意識形態的循環
近年來，我們可以觀察到全世界許多國家都有保守主義抬頭，社會整體右派情緒的興起，從美國的川普政府當選、阿根廷激進右翼米雷伊總統上台、許多歐洲國家的保守政黨得票比例上升，都反映了社會情緒正在轉變據，而且觀察這些右翼領導者、群體常使用的語言，很多都是與「拿回主導權」、「回歸秩序」、「排外」等概念，這些特徵都與勒龐的描述不謀而合：「群體的首要目標不是追求正義、卓越，而是追求讓團體安全才是最重要的目標」，我們正在看到全世界許多地方的社會、人民正在逐漸往「群體」的方向前進。
當人們認為自己不再能夠掌控事情，喪失了主導權後，就會開始向群體靠攏，因為群體讓個人感受到歸屬，同時感受到自己更有力量、不需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加入群體就是一種最簡單、直接的選擇，我們需要注意的地方是，社會本來就有意識形態的輪轉週期，從左翼到右翼的循環變化，如果我們從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來看，就是從極端右翼的法西斯主義開始，逐步往中間路線靠攏，而後又逐步往中左、左翼靠近，強調多元文化、全球化等，尤其最近這二十年的覺醒文化 (woke culture) ，社會風氣非常偏好多元、共榮的議題，而現在鐘擺開始慢慢轉向到右翼抬頭，這個週期的風向開始轉變了。
左派與右派沒有絕對的優劣之分，兩者都各有其側重點與盲點，但是我們需要特別注意的點是，意識形態的週期循環，往往與國家政治佈局、戰爭衝突密切相關，當全世界都偏左派時，大家談的是多元價值、合作互利、開放經濟成果共享，這時候發生點摩擦是無傷大雅的，大家可以包容；而當全世界往右翼靠攏時，主流旋律則是保護主義、本國利益優先、對抗，越往極端右翼靠攏，戰爭衝突爆發的可能性就越高，我們正在逐步邁向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對抗條件，我們需要抱持警惕，從群體的框架去思考現在社會氛圍的變遷。
結語：警惕群體的力量，保持個體性
勒龐在一個多世紀前寫下的《烏合之眾》，至今讀來仍令人震撼，他深刻揭示了個體在群體中如何失去自我，被集體情緒所裹挾，以及領袖如何利用這些心理機制來操控群眾。理解勒龐的理論，並非是要我們敵視或恐懼所有形式的集體行動，而是要保持一份清醒的警惕。在訊息爆炸、社會變遷加速的今天，群體情緒更容易被點燃和放大。當我們感受到社會中瀰漫著失控的焦慮、排外的言論甚囂塵上時，更應反躬自省，努力維持個體的獨立思考能力和理性判斷力，避免在無意識中成為勒龐筆下那盲目、衝動、易被操控的「烏合之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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