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50歲退休練習生｜專注於股息投資與現金流規劃
前言：一條人命，換不來制度的覺醒？
最近，台灣公務體系再度傳來令人心痛的消息：勞動部一名基層公務員因長時間超時工作與言語羞辱，選擇自我了斷。而在2020年，一位年僅35歲的書記官也因連日加班過勞，猝死辦公室。
這些案例，不是孤例，而是制度性的悲劇。更讓人心寒的是，政府至今仍未將全體公務員全面納入《職業安全衛生法》的保障中。
我，一個準備退休的平凡人，不禁想問：「政府究竟在怕什麼？」
公務員不是勞工？這是歷史包袱，更是卸責藉口
長年以來，台灣社會對公務員的想像充滿偏見——不是覺得他們鐵飯碗、混吃等死，就是期待他們使命必達、無怨無悔。這樣的矛盾心態，導致對於公務員的職場保障長期被忽略，甚至在制度上被「隔離」於《職業安全衛生法》之外。
更諷刺的是，這種對公務員的污名化，其實很大部分來自政府自己。當制度無法提供合理的工作條件與保障時，政府往往透過「形象塑造」將公務員描繪為「特權階級」或「效率低落」，藉此轉移民眾的不滿，並合理化對內的壓榨與對外的卸責。公務員被標籤、被攻擊，成了體制逃避改革最方便的擋箭牌。
事實上，公務員也是職場工作者，也會過勞，也有心理壓力，也需要人性化的管理與制度保障。他們不是鋼鐵人，更不是體制內的奴工。
政府為何抗拒將公務員全面納入《職業安全衛生法》？
這個問題，其實非常核心，也非常沉重。
一、政府既是立法者，也是雇主，監督自己太尷尬
納入職安法後，政府等同於成為「被檢查者」，萬一違規，自己也會被罰。這種自我監督的困境，讓政府不願輕易開此先例。
二、擔心預算壓力與連帶責任
落實職安制度，不是喊喊口號而已，需要預算、人力、流程改善與主管責任制。一旦正式實施，各機關主事者要負責，預算要編列，壓力必然上升。
三、文化包袱深重，怕改革引爆體制不穩
一旦承認過去管理方式錯誤，代表需追究責任，很多高層主管將面臨檢討壓力，可能造成體制震盪。
四、制度缺乏外部監督，改革推動乏力
當企業違反職安法，勞工可以申訴、檢舉。但當政府是雇主時，誰來監督政府？目前台灣尚無真正獨立於體制外的公務員職場安全申訴機制。
政府一直反對納入職安法，只因會處罰自己？
讓人更加納悶的是，政府長年拒絕讓公務員納入《職安法》，真正的理由其實非常直接：「若違規，將處罰政府單位自己，而且是高層官員。」
但政府對外卻總是搬出各種冠冕堂皇的說法：會影響行政效率、全民尚未形成共識、需要通盤檢討等，試圖模糊焦點。
這聽來極其荒謬。難道其他雇主違規就該罰，唯獨政府可以免責？如果因為怕被罰而拒絕納入《職安法》，那等於公然承認：政府單位內部確實存在大量職安問題，只是怕被揭露、怕被糾正，所以乾脆不納管。
這樣的邏輯，不僅令人不齒，更讓人民對政府失去信任。公權力應該成為守法的表率，而不是制度外的特權者。
如果政府無法接受自身也應受法律監督，那麼它就已經喪失作為現代法治國家的資格。
悲劇，從來不該成為常態
我們已經看過太多「公務員過勞死」的新聞，每一則背後，都是一個家庭的瓦解，一個生命的熄滅。但體制內的沉默與壓抑，往往讓這些聲音無法傳遞出去，淹沒在文書、加班與行政體系的冷漠之中。
我們要的不是特權，而是最基本的尊重與保障
把公務員納入《職安法》，不是給他們「特別待遇」，而是補上原本就該有的法律保障。這一點，不應該再拖。
試問：一個不能保障自己員工的政府，有何臉面要求民間企業遵守勞基法與職安法？
這並非行政技術問題，而是道德問題、政治勇氣問題。
從制度反思人生：你我都可能在壓力下崩潰
看到這些公務員的遭遇，我不禁反思自己的退休規劃。
退休，不只是財務數字的遊戲，也是一種心理解放。當一個人活在高壓與制度冷漠下，無論薪水多少、福利再好，都無法換回身心的完整。
人生不是只有「賺錢」和「忍耐」，還要有「活下來」與「活得像人」。
對比民間職場改革的動能，政府更應為典範
近年來，在民間企業界，職場心理健康、過勞防治與彈性工時等議題早已浮上檯面。許多企業積極導入EAP（員工協助方案），聘請心理師、設置壓力管理機制，甚至為高壓職位安排定期輪調制度。
但反觀政府機關，依然停留在「人力吃緊大家撐一下」、「這是責任制」的時代語言裡。當民間都已開始邁步，作為國家治理模範的政府，更應該超前部署，而非原地踏步。
否則，連最該被信賴的公部門都保護不了自己的員工，還有什麼資格規範別人？
讓制度進步，不再靠犧牲
我們不該再讓任何一位公務員，在工作崗位上，用命換改革。每一次的悲劇，都應成為制度前進的動力。
要改革，不是做不做得到的問題，而是願不願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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