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文網路時有流傳一段據稱出自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之話語：「這是一群無意識的民族，勤勞像馬，順從像羊，沒有痛苦的意識，也沒有快樂的火花。」可謂言辭激烈，語氣鄙夷，對中國人之民族性格作出帶有強烈貶義的總結。
然而，細加查證可知，此語並非出自愛因斯坦之原話，而是後人根據其1922–1923年亞洲旅行期間日記中對於中國觀察的片段，加以改寫或過度延伸之結果。 誠如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於2018年出版之《愛因斯坦的旅行日記：遠東、巴勒斯坦與西班牙，1922–1923》所錄，愛因斯坦於訪華期間，於私人日記中確曾流露出對中國社會的不解乃至批評。
其筆下描述中國人「像牛馬一樣工作，卻不顯露痛苦」，又謂街道「骯髒」、「混亂」，人民「遲鈍」、「群體性強」，皆反映出當時歐洲知識分子面對東方社會時常有的文化優越感與刻板視角。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語句屬於私人筆記，原非供公眾流傳，惟其出版後，自難避免成為評論依據。 至於「勤勞如馬、順從如羊」之說，並未見於愛因斯坦日記，亦未在其公開演講、通信或其他語錄中出現。可知此段話語應為後人根據其部分觀點，抽取意象、誇飾增義而得，並非愛因斯坦之原話。此類錯置與誤引，實為當代社會媒體文化中屢見不鮮之現象，尤其冠上「名人語錄」之後，更是加速傳播，值得持謹慎態度加以分辨。 若進一步審視這類言論背後折射出來的文化圖像，不難發現，其根源往往來自一種單向的「文明論述」：西方人作為觀察者，東方人則成為被審視、被歸類、被簡化之對象。「無意識」、「勤勞」、「順從」等詞語，皆未能展現中國社會的多元面貌與歷史脈絡，反而容易鞏固文化偏見與自我優越感。若以此類評價為基礎推演當今中國民族的性格，無異以管窺天；既無助於跨文化間的理解，更阻礙了平等對話之可能。 歷史早已證明，中國人並非無意識的順民，更非缺乏批判與創造精神。自清末維新、辛亥革命以降，無數志士仁人奔走呼號，期圖救亡圖存；至1919年五四運動，更高舉「民主」與「科學」大旗，提出「思想解放」、「打倒舊禮教」、「我手寫我口」等現代啟蒙主張，其聲量之高昂、精神之熾烈，絕非「順從如羊」所能涵蓋。隨後數十年間，無論是反殖民的抗戰，抑或對社會改革與制度革新的不懈追索，皆顯示中國人並非缺乏痛苦的意識與快樂的火花，而是在歷史風雨中艱難探索，勇於追尋自我定位與民族前途。 進入當代，面對全球化、數位化與社會轉型的多重壓力，中國社會仍在深層結構中承受重負，人們在既有體制與文化傳統中尋求出路。確實，有時會見到某些消極、沉默、遷就的現象，惟此乃多重因素所致，包括歷史創傷、教育體制、語言結構與社會期望等交互作用所成，若僅以「無意識的民族」一語加以論斷，未免過於輕率，亦欠文化的溫度與理解的誠意。 值得警惕者，不在於愛因斯坦是否真有此語，而在於此類話語何以流傳、為何產生共鳴，又反映了怎樣的文化焦慮與自我形象建構。
在全球視野與本土文化交鋒的今日，強化文化素養與歷史意識，建立對自身文明更為深刻且寬容的理解，或為我們走出語言操弄與自我貶抑的迷霧，邁向自信、自省與自覺之民族心靈的一條可能之路。
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的旅行日記：遠東、巴勒斯坦與西班牙，1922–19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