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一個服務聽障個案的機構工作。隨著時間推移，我發現這些案主雖來自不同社經背景，經歷各自的創傷與認同掙扎，卻共同面對一個核心困擾——
「我這樣，會不會造成別人的麻煩？」
他們不僅擔心麻煩他人，更憂慮被視為「沒專心」、「不認真」或「難溝通」。於是他們主動降低存在感、撤退、解釋、道歉——只因害怕再次遇見那雙不耐的眼神，或那句責備的「你剛剛沒聽清楚嗎？」
「我想就算了，不要去麻煩別人，我就做自己的事情就好。」
雖然他如此表達，我仍能感受到他渴望人際互動。畢竟「社交」是人類的基本需求。無論處境如何，我們都希望與人連結，只是需求強度各異。許多看似不願社交的人，深入了解後會發現，他們並非不願，而是早已「放棄」嘗試——因為他們相信自己無法做到。
沉默，不是選擇，而是不得不的策略
有位案主告訴我，他工作時幾乎無法與同事聊天，因為眼睛必須專注於手上的細節，無法同時讀唇。後來他乾脆選擇在吵雜的工廠工作，藉此有「正當理由」聽不清楚別人的話。在這環境中，他可以光明正大地專心工作，不必擔心溝通問題。
但他並非不想建立人際關係，只是現實迫使他做出取捨。他選擇優先考慮穩定收入與養家責任。雖然渴望人際互動，但當前的工作情境讓這需求只能暫時退居其次。
女兒牆的比喻：我們看得到對方，卻聽不見彼此
服務一段時間後，我浮現出一個畫面：我們與聽障者之間，隔著一道「女兒牆」。
這道牆的高度，依每個人的聽力狀況而異。新科技——助聽器、人工電子耳、打字軟體——如同「輔助爬牆」的工具，讓聽障者有機會接近我們的語言世界。
即便有這些工具，他們仍需依靠「猜測」來補足對話中的空白——透過前後文、表情和手勢。當這模式成為日常，誤解也隨之而來。
在我們不知情的情況下，這些誤解容易被誤認為是「沒專心」、「不在乎」，進而引發我們的不耐與情緒反應。尤其當我們自己正忙碌、煩躁或疲倦時，更容易如此。
「老師，對不起」——那些不該被道歉的對話
我經常觀察到一種反射性互動模式：當與案主溝通出現落差時，他們幾乎下意識地說：「老師，對不起～我聽不清楚。」
我總是溫和回應：「沒關係，我們本來就是在對話中練習呀。」然而，我仍能感受到他們那份深刻的歉意。
這種道歉，並非單一事件的反應，而是長年累積的壓力結果。這句話背後，承載著從小到大的指責、在便利商店遭遇的白眼，以及每一次「聽不清楚」時的羞愧與無助。
有位案主甚至自製了一張小卡，說明自己的聽損狀況，只為減少購物時的尷尬。他坦言：「還是會遇到沒耐心的人，但我已經盡力了。」聽到這句話，我心中不禁泛起一絲酸楚。
我們是否也曾在無意中，成為了「不耐煩的那個人」？
有一次，我在排隊結帳時，看見前面的人戴著耳機、低頭滑手機，與店員互動斷斷續續，讓我感到不耐。當下我心想：「你能不能專心一點？」
就在那一刻，我想起了那位案主——那位選擇在吵雜環境中工作的個案。正是因為夠吵，他才有「正當理由」不必回應別人的話語。
我突然意識到：也許我太快用自己的經驗去詮釋他人的行為了。
那一刻，我提醒自己：回到當下，陪伴那個升起不耐的自己。
當聽力在後天失去，生活的節奏也跟著改變
有些案主並非從小就聽障，而是在中年，甚至退休前後，因壓力、突發疾病或未知原因失去部分甚至全部聽力。
他們懷念過去能自在溝通的生活。例如，一位熱愛音樂的案主，即使戴上輔具恢復了部分聽力，卻再也無法「細細咀嚼」音符，這讓他感到深深的失落。
他們一方面懷抱「或許還能恢復一點」的希望，同時也必須面對：這樣的改變，可能會持續，甚至惡化。
對某些人而言，這幾乎像是人生中的重拳——有人正值事業高峰，有人正準備迎向悠閒的退休生活，卻必須重新學習與世界建立連結。
結語：我們能不能多一點「緩慢的理解」？
與聽障者相處的這段時間，教會我放慢腳步，也教會我重新傾聽。
溝通，不只是語言的傳遞，更是一種理解的姿態。當我們願意停下來，不急於判斷，那道女兒牆也許就不再如此高聳。
願我們都能成為那個：放下耳機、抬起頭來，願意多等一會、多聽一點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