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字一句地說，卻被理解成另一種意思。
那些從心裡湧出的話，
走不進對方的耳裡，彷彿語言壞了，也彷彿自己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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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醫師建議她每週向公司請兩個小時，來接受一對一的心理社工會談。
「不只是藥，」他說，「有些事情需要說出口，才知道痛在哪裡。」
一開始，思蘊是懷著希望走進那間安靜的諮詢室的。木製桌椅、半開的百葉窗、熱水瓶在角落蒸出細小的霧氣。社工師聲音輕緩，有一雙似乎總在等待她開口的眼睛。
她開始說──從孩子的哭聲、婆婆的陰影、自己總是睡不飽的日子，到婚姻裡一句話都說不出口的時候。
社工師點頭、寫字，有時提出一些理性的建議，也有時停頓良久後反問她：「那妳覺得是什麼讓妳感覺被困住？」
這句話讓她卡住了。
她不知道怎麼回答。
或者，她早就用那些故事回答過了，只是對方沒聽見。
一週、兩週、三週──她發現，每次會談結束後，她反而更疲憊，甚至開始懷疑：「是不是我講得不夠清楚？是不是我太拐彎抹角？」
有時她偷偷翻看自己的筆記本，把那些在腦中千轉百迴的話默寫下來，再念一遍，想確定自己是不是語病纏身，才會讓人總是誤解。
但那些話明明就是她最真實的感受。
她開始不敢多說，甚至在社工師面前變得禮貌又簡短。
說話，怎麼變得這麼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