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台北，幼年處於全民反共的年代。當時的冷戰格局方興未艾，國共對立清晰而尖銳。孩提時期的我，日日耳濡目染這種氛圍：校園的牆壁上貼滿「毋忘在莒」「反攻大陸」的標語；廣播電台晨昏播放著「反共抗俄」的歌曲與新聞；課本裡詳述共產政權的暴行，教師們則以嚴肅的口吻提醒我們「自由世界」與「鐵幕世界」的差異。街頭巷尾，隨處可見以反共為題的海報與宣傳畫，甚至連電影放映前，都要先看上一段反共宣傳短片。
在童年的具體記憶裡，每週的升旗典禮，我們必須舉起右手，齊聲背誦反共誓詞，誓言「復國反共、光復大陸」。偶爾去電影院，播放的《梅花》電影，用悲壯的旋律和血淚的故事，加深我們對「大陸同胞在水深火熱中」的想像。那樣的時代，反共幾乎滲透在生活的每個細節裡，成為一種既自然又不可質疑的共同語言。
超越四分之三世紀的生活經驗，與中共建政的年代相當，使我得以見證兩岸各自的制度演變。台灣在艱難的威權統治後，逐步走向民主化，建立了言論自由與多元社會；中國大陸則在經歷文革浩劫後，以改革開放推動經濟發展，但其政治體制依然維持一黨專政。這一段歷程，我從未在共產式治理中，看見能真正保障人性尊嚴與公民自由的典範。這樣的時代背景，正是我反思並提出「反共之必要」的出發點。
歷史教訓與制度風險
中國共產黨自1949年建政以來，確實完成了國家統一、經濟現代化與國際地位提升。然而，正如歷史學者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與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所指出，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導致了難以估計的死亡與文化斷層，成為二十世紀最嚴重的人道災難之一。
這些歷史事件揭示出一黨專政缺乏制度性制衡的危險。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提醒我們，極權體制的特徵在於能將整個社會「總體動員」於意識形態之下，任何偏差都可能演變為大規模迫害。反共的必要性，正源於這種制度風險：即使短期能展現效率，長期卻可能因缺乏糾錯機制而再度釀成歷史悲劇。
自由與人權的普世價值
哈佛大學學者賴夏德（Roderick MacFarquhar）指出，經濟發展並不能自動帶來自由與民主。中國在全球化浪潮下確實創造了「經濟奇蹟」，但這並不意味著人權保障同步提升。
政治學者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第三波民主化》一書中提醒，民主轉型的關鍵，在於社會能否建立制度性保障與公民文化，而非僅仰賴經濟成長。根據「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與「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的評估，中國在言論自由、司法獨立、少數族群權益等方面，仍處於威權統治範疇。
若僅以民調數據說明政權合法性，便忽略了「在缺乏新聞自由環境下，民調是否真能反映真實民意」的根本問題。反共立場因此成為對普世價值的堅持：自由與人權應是不可讓渡的核心，而非發展的附庸。
地緣政治與台灣的處境
從國際政治理論的角度來看，現實主義強調「權力平衡」的重要。中國共產黨對台灣的態度，顯然不僅是民族問題，更是權力擴張的體現。正如學者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所言，國家在追求利益時往往以權力為核心，而非單純基於文化或歷史情感。台灣若缺乏自我防衛意識，便等於在地緣政治中失去主動。
反共對台灣而言，不是意識形態的選項，而是現實的戰略防線：唯有堅持民主制度與自決權，才能確保在國際社會中維持實質的生存空間。
經驗的差異與公民素養
部分人士以親身經驗強調中國大陸的繁榮與民眾的擁護，這些觀察不可抹煞。然而，政治學者于大為（David Shambaugh）在其研究中指出，經濟繁榮與制度正當性之間存在落差。中產階級可能因物質受益而暫時接受現狀，但若缺乏制度開放，隱性的矛盾將持續累積。
公開討論的重點，不在於個人經驗的優劣，而在於能否進行制度層面的分析。民主社會的公民素養，在於尊重多元立場並維持理性討論。當討論被簡化為「忠誠」或「背叛」時，便失去了公民對話的深度與意義。
結語 回望我成長的七十五年，從童年時期在校園裡高聲背誦「反共抗俄」的誓詞，到今日目睹兩岸分殊的現實，我愈發明白：反共並非情感上的仇視，而是歷史與制度所留下的清晰警訊。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告訴我們，沒有制衡的權力能摧毀文明根基；政治學理論亦提醒我們，沒有制度性的保障，經濟繁榮無法化為人性的尊嚴與社會的自由。 對台灣而言，反共是守護民主生活的必要警覺，更是面對地緣政治壓力時不可或缺的防線。反共不是拒絕中國人民，也不是否定中華文化，而是為了避免重蹈歷史覆轍，為了維持一個能自由發聲、能多元共生的社會。 正如古人所言：「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反共的必要，正在於讓我們時刻記得文明的價值，不被權力的迷霧遮蔽，不讓歷史的悲劇重演。這不是出於仇恨，而是出於對自由的愛惜、對真理的守護、對未來世代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