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開學沒多久，北區高中學測模擬考出現的《我的媽媽是代理孕母》作文題目。Photo by freestocks on Unsplash
九月開學沒多久，北區高中學測模擬考出現的《我的媽媽是代理孕母》作文題目，在社群媒體上引發軒然大波，不僅考生反應強烈，社會各界也紛紛表達關切。
這起事件表面上是一道作文題目的爭議，實際上卻反映了教育評量設計、社會價值觀念、以及公共政策討論方式等多層面的問題。我試著借鑑西方的論述傳統，從美國 SAT 和法國 BAC 的考試重新設計這次的作文題目。媽媽得是代理孕母？
這次爭議的導火線源於北區學測模擬考國文寫作測驗的第二題。題目不僅要求學生以《我的媽媽是代理孕母》為題撰文，更提供了帶有強烈情感色彩的引導文字，如
「我從來沒有想過媽媽還會懷孕，更沒想過她懷的不是我的弟弟或妹妹，而是別人家的孩子。」
以及
「有一些人想當媽媽，但是卻沒有這個機會，我只是把我有的借給她用一下。」
這些引導性文字被廣泛批評為將女性身體工具化、商品化，預設了支持代理孕母的特定立場，剝奪了學生獨立思辨和選擇立場的權利。更重要的是，這種命題方式強迫學生代入虛構且極具爭議性的角色，進行情感描寫，這與國文寫作測驗的本質產生了偏離。
文學評論者朱宥勳提出了最尖銳的批評，他指出這道題目本質上是「小說創作」，超越了 108 課綱所設定的素養和能力範圍。在台灣教育體系中，從小學到高中的國語文寫作測驗，都從未要求學生進行小說創作，這種命題方式等同於「在小學裡面去考微積分」，是典型的怠忽職守。
美國與法國的方法
要理解這次爭議的深層意義，我們可以參考美國和法國在寫作測驗上的經驗。雖然美國 SAT 寫作測驗已於 2021 年停辦，但其改革過程提供了重要啟發。
雖然美國 SAT 寫作測驗已於 2021 年停辦，但其改革過程提供了重要啟發。Photo by Nik Shuliahin 💛💙 on Unsplash
SAT：文章證據的論述分析
SAT 寫作測驗在最後階段進行了重要改革，從 25 分鐘以個人意見為基礎的測驗，轉變為 50 分鐘以證據為基礎的分析。在新制度下，學生的任務不再是表達個人意見，而是分析官方提供的文章，解釋作者如何建構有說服力的論點。
這種設計的核心價值在於，將爭議性話題轉化為沒有爭議的評估書寫。學生需要分析的不是議題本身的對錯，而是作者論證的結構和技巧。這種方法有效避免了學生因缺乏準備、經驗不足或帶有成見而產生的問題，將評估重點從情緒化的立場轉向理性的分析能力。
如果將這種方法應用到代理孕母議題，題目可能會提供一篇探討代理孕母倫理維度的文章，要求學生分析作者如何運用法律判決、個人經驗和經濟資料來建構論點，以及如何論證對生殖服務商業化的立場。
重點不在於學生個人對代理孕母的看法，而在於他們分析論證結構的能力。
BAC：抽象概念的哲學思辨
法國高中會考（Baccalauréat en France，簡稱 bac）的哲學測驗提供了另一種思路。
法國高中會考（Baccalauréat en France，簡稱 bac）的哲學測驗提供了另一種思路。Photo by Rodrigo Kugnharski on Unsplash
作為法國教育體系的基石，哲學測驗的目標是培養學生的批判性判斷能力和獨立思考能力。其題目設計極度抽象且高度概念化，如 2021 年的題目就有：
「公眾討論是否代表我們必須放棄暴力？」
「我們對未來需要負責任嗎？」
「科技是否將我們從自然中解放？」
這些問題的設計目的是引發具有普世性的哲學辯論，而非針對特定政策或社會事件的表態。通過悖論或對立立場的設定，學生需要自己定義抽象詞彙，探討複雜多層次的論點。
如果採用 BAC 的模式處理代理孕母議題，題目可能會轉化為
「人類尊嚴是否要求我們不能將生物過程商業化？」
「人類身體是否是可以被擁有的客體？」
這種設計並不要求學生發表個人意見，而是探討爭議議題背後的抽象哲學概念。
BAC 的設計目的是引發具有普世性的哲學辯論，而非針對特定政策或社會事件的表態。Photo by Yosep Surahman on Unsplash
支持聲音的理性分析
在一片批評聲中，醫師沈政男提出了不同觀點。
沈政男認為，雖然代理孕母仍是爭議政策，但「我的媽媽是代理孕母」這種命題方式，在政治哲學上正好體現了設身處地的思考模式，要求學生從自身角度切入，想像公共政策對自己或家人的影響。
沈政男指出，臺灣社會在討論政策時習慣使用設身處地的思維，如日前的反核議題中常見「核廢料放你家」視角，或廢死議題中的「如果受害者是你家人」等論述模式。這種思考方式雖然是初階的，容易引發情緒且難以理性判斷，但確實反映了臺灣社會討論公共政策的特色。
然而，沈政男也強調，真正成熟的公民討論應該遵循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提出的「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原則，拋棄個人身份、地位、背景等因素，設想自己可能生於社會任何位置，再來衡量政策的公平性。
在代理孕母議題上，應該從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為代理孕母的角度出發，討論制度可能帶來的公平或傷害。
在代理孕母議題上，應該從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為代理孕母的角度出發，討論制度可能帶來的公平或傷害。Photo by Suhyeon Choi on Unsplash
代理孕母政策的現狀
從政策層面來看，代理孕母議題在臺灣已經討論將近 30 年。早在 1996 年《人工生殖草案》研擬時就曾考慮納入代理孕母，但因社會爭議太大而未能實現。儘管臺灣在 2007 年通過《人工生殖法》，但代孕相關條文最終還是被排除在外。
目前臺灣的人工生殖僅限於異性戀夫婦，不允許商業化，也有次數限制（目前設定以一次為限）。對於男同志、女同志或單身女性而言，要擁有血緣上的孩子仍需尋求海外代孕服務，面臨龐大的心理壓力和經濟風險。
隨著性別意識的提升和不孕夫婦、同志家庭、單身女性權益的受到關注，衛福部再度於 114 年研擬修法，希望新增代理孕母作為人工生殖選項之一。在臺灣面臨嚴重少子化問題的背景下，適度鬆綁人工生殖的限制，或許是國家發展的必要考量。
政策對話的新開端
雖然這次模擬考引發強烈反彈，翰林出版社也發布正式道歉，但這個事件意外地開啟了「政策之窗」。它將長期停滯的公共政策議題重新推向大眾視野，讓抽象的法律和倫理辯論轉化為具體且充滿情感的社會事件。
年輕世代的強烈情緒反應，反映了他們對於被迫代入爭議性角色的不滿，同時也顯示了他們對於女性身體自主權和社會正義議題的敏感度。這種反應雖然在輿論上造成爭議，但卻提供了政策制定者理解基層民意的重要機會。
未來在討論代理孕母修法時，政策制定者和社會各界應該以更同理、更包容的方式理解不同立場的聲音，特別是年輕世代的關切。他們對於性別平等、身體自主權、社會正義等價值的堅持，或許能為這個長期爭議的議題帶來新的思考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