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藏傳佛教≠密宗。
密宗（即密教，梵語：Vajrayāna）以其複雜的儀式、密咒、曼荼羅和灌頂等實踐為特徵，強調通過神秘體驗和師徒傳承達到即身成佛。
密宗在唐代通過三位大師——善無畏（Śubhakarasiṃha）、金剛智（Vajrabodhi）和不空（Amoghavajra）——傳入中原，並在唐朝武宗會昌法難（845年）前達到一定繁榮。
《宋高僧傳·唐京兆大興善寺不空傳》記載：“不空，北天竺人，幼而出家，隨金剛智入中土，譯《金剛頂經》等八十餘部，傳密法於朝野，士庶歸仰。”
不空在唐代通過翻譯大量密教經典並在宮廷中推廣密宗，使其在貴族和士大夫階層中頗有影響。
然而，密宗的傳播主要依賴宮廷支持和特定的社會群體，其儀式複雜、修行門檻高，需長期師徒傳承和嚴格的灌頂制度，這限制了其在普通民眾中的普及。
與之相反的是，禪宗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為核心，強調頓悟和簡便的修行方式，減少對繁瑣儀式的依賴。禪宗在唐代由六祖慧能及其弟子推廣，逐漸形成南宗禪，成為中原佛教的主流。《六祖壇經·行由品》記載慧能的教導：“世人自色身是佛，迷人自心是佛。自性迷即是眾生，自性悟即是佛。”
禪宗的這種簡明教義與“自力修行”的理念，契合了唐宋時期社會變遷中儒家士大夫和普通民眾的心理需求。
禪宗通過公案、機鋒等靈活的教學方式，以及農禪並重的生活實踐（如百丈懷海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使其更容易被民眾和士大夫廣泛接受。
而唐武宗會昌法難（845年）對佛教整體造成了巨大打擊，但密宗因其高度依賴宮廷和寺院經濟支持，受到的衝擊尤為嚴重。
《舊唐書·武宗紀》記載：“會昌五年，敕毀天下佛寺四萬余區，僧尼還俗二十六萬余人，奴婢十五萬人，田數千萬頃。”
密宗的修行需要曼荼羅、佛像、法器等物質支持，而這些在法難中多被摧毀。
不空的弟子多在長安、洛陽等大寺院活動，法難後密宗傳承鏈斷裂嚴重。《續高僧傳》提到不空弟子“多散亡，密法遂衰”。
相比之下，禪宗因其教義簡便、修行場所靈活（如山林禪院），在法難後迅速恢復，並通過南宗禪的推廣進一步壯大。
並且密宗的儀式性和神秘性（如密咒、灌頂）與中原儒家文化注重簡約、理性的傳統存在一定衝突。
唐宋時期，儒家復興（如韓愈、柳宗元反佛）使得密宗的繁複儀式被視為“外來”或“神秘”，難以融入主流文化。
《韓昌黎集·論佛骨表》雲：“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之法不同，奈何惑眾？”
相比之下，禪宗通過簡化和本土化（如公案對話與中國士大夫的清談傳統結合）更貼近中原文化。
《景德傳燈錄》記載禪師與士大夫的機鋒對話，如：“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柏樹子。’”
這種儒家式表達方式，吸引了儒家士大夫階層，使禪宗在文化上更具適應性。
並且禪宗通過農禪並重和簡便的修行方式，深入中國民間社會。《百丈懷海禪師語錄》記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這種自給自足的禪院經濟模式，使禪宗在鄉村和城鎮廣泛傳播。
而密宗的修行需要專門的道場、複雜的法器和嚴格的師徒傳承，更多局限於城市寺院和貴族階層。
《宋高僧傳》提到不空主要在長安大興善寺傳法，弟子多為“王公貴人”。
另外密宗強調師徒灌頂，傳承嚴格，需口傳心。
《大日經疏》記載：“非經灌頂，不得傳法，非真弟子，不授密咒。”
這種嚴格的傳承機制在中原佛教的動盪環境中難以維繫，尤其在會昌法難後，密宗傳承幾乎斷絕。
而禪宗的“以心傳心”不拘泥於形式，允許靈活的師徒關係和教義傳播。
《六祖壇經》雲：“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
儘管唐密在中原衰落，但在某些地區和傳統中仍有殘存，並融入其他宗派或地方信仰，形成漢地特色的密宗延續。
如五臺山作為文殊菩薩道場，在唐代即為密宗重要中心。唐代以後，密宗在此地仍有一定傳承。
《五臺山志》記載：“五臺山唐代有密宗道場，宋元以降，密法雖衰，然護摩、祈福等儀軌猶存，香客不絕。”
唐代以後，密宗的咒語、儀軌和護法信仰融入禪宗、淨土宗等。《宋高僧傳·唐五臺山法順傳》提到：“法順習密法，兼修禪觀，傳咒術于弟子，流行於世。”
例如，密宗的《大悲咒》《尊勝咒》在漢傳佛教中廣泛流傳，淨土宗行者常持咒祈福。禪宗寺院也保留了部分密宗護法儀軌，如供奉金剛護法等。
元代（1271-1368）隨著藏傳佛教（藏密）傳入中原，密宗在某些地區短暫復興。元朝皇室推崇藏傳密宗，帝師八思巴在中原推廣藏密儀軌。
《元史·釋老傳》記載：“八思巴奉旨譯藏經，傳密法于京師，建曼荼羅，士庶多歸。”
明清時期（1368-1911），漢傳密宗已無獨立宗派，但其儀軌和咒語在民間信仰和寺院活動中仍有體現。《清稗類鈔·宗教類》記載：“清代寺院多持《大悲咒》《往生咒》，或行密宗護摩法，尤以江浙、福建為盛。”
此外，密宗的護法神崇拜（如韋馱、伽藍）在漢傳寺院中普遍存在，但部分密宗經典如《楞嚴經》仍因包含咒語和密教思想而廣為流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