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的綠能市場裡，有一個被廣泛流傳的說法：「TIGR-REC 是全球最大、可以跨國使用、也是蘋果唯一指定的綠電憑證系統。」 這句話聽起來氣勢十足，也常出現在企業簡報、媒體報導與招商簡介中。但如果仔細追問它的依據，就會發現這是一個被反覆放大的半真半假敘事，一部分源於早期歷史背景，一部分則是市場行銷與政策誤讀的結果。這個故事的真實版本，其實比宣傳口號複雜得多。 這就是"漂綠話術！"
要理解這場誤會，得先從 TIGR 的身世說起。TIGR，全名是 Tradable Instrument for Global Renewables，是美國公司 APX 在 2014 年推出的一個國際再生能源屬性憑證登錄平台。它的功能與 I-REC（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Certificate）幾乎一樣，都是用來記錄再生能源發電的電量，並發行對應的一度電憑證。企業購買後，就能在碳盤查的範疇二（Scope 2）中，把這些憑證用來抵銷用電排放，宣稱「我們使用了綠電」。
TIGR 與 I-REC 的差別，在於前者由私人公司運營，沒有政府背書；後者則是由非營利組織 I-REC Standard Foundation 管理，並被 RE100 與 GHG Protocol 正式認可。兩者都屬於自願性能源屬性證書系統（EAC），並不屬於巴黎協定第六條的主權碳市場。換句話說，它們只能用來報告企業的綠電使用，不能用來作為國家或企業的合規減排。
那麼，為什麼台灣會出現「TIGR 是全球最大、能跨國使用、還是蘋果唯一指定」的說法？這要從幾個歷史節點說起。二〇一七年前，台灣尚未建立正式的再生能源交易平台，企業若想加入 RE100 或在 ESG 報告中展示綠電成績，只能依靠國際私營平台。當時 APX 的 TIGR 進入亞洲市場，提供英文介面與快速登錄服務，對台灣企業而言是最容易上手的選項。於是，許多早期想追上蘋果供應鏈的企業便透過 TIGR 購買國外綠電，這成為「台灣與世界接軌」的象徵。
隨著使用者增加，行銷語言也開始誇張化。顧問公司與中間商為了推銷 TIGR 帳戶，宣稱它是「全球最大」的平台。事實上，真正的全球主流是 I-REC，它的註冊國家超過六十個，每年發行數億張憑證。TIGR 的登錄國家不到二十個，總電量僅為 I-REC 的一小部分。從任何統計角度來看，「全球最大」都說不通。然而，因為這個口號聽起來更吸引人，便在媒體與地方政策文件中被一再引用，最終變成普遍認知。
第二個誤會是「可以跨國使用」。早期確實有企業在不同國家之間轉移 TIGR 憑證，但這只是平台功能之一，並不代表合規可用。隨著 RE100 與 GHG Protocol 在二〇二四年更新準則後，已明確規定 EAC 的使用必須在同一市場邊界（market boundary）內。也就是說，在台灣用電，不能用菲律賓或越南的 TIGR 來抵算。跨國使用將不再被承認。這是因為再生能源的環境效益屬於產地，不應被外地企業任意搬移。簡單說，綠電可以交易，但不能違背地理真實性。
第三個最常被引用的說法，是「蘋果唯一指定使用 TIGR」。這更是錯得離譜。蘋果在其《Supplier Clean Energy Program》文件中，要求供應商使用「被 RE100 或 GHG Protocol 認可的能源屬性憑證系統」，並沒有指名任何單一平台。蘋果接受 I-REC、TIGR、T-REC（台灣再生能源憑證）以及部分國家登錄系統，只要能確保追溯性與不重複計算即可。換句話說，蘋果要求的是「制度品質」，不是「品牌」。把「可被蘋果接受」曲解成「蘋果唯一指定」，完全是顧問或業者的行銷話術。
那為什麼這些誤解特別容易在台灣蔓延？原因其實很現實。其一，政府早期沒有統一的登錄平台，民間自然找替代方案；其二，地方政策與招商單位為了展現綠電成績，傾向引用「國際平台」的光環；其三，供應鏈壓力巨大，企業急著交作業，往往不問制度差異。於是，TIGR 被賦予了超出本質的地位，成為台灣企業邁向國際的象徵性憑證。
但國際制度並不等人。隨著 RE100 進入 2.0 時代，時間匹配、地理邊界與設備年齡都被納入新規。企業不再能用「年度配對」的方式輕鬆歸零，而必須證明在每個時段都有真實零碳電力支撐。這正是 CFE（Carbon-Free Energy）的核心精神。CFE 要求電力使用必須在時間與地點上精準對應，讓企業的 Scope 2 排放能反映真實電網的碳強度。相較之下，REC 憑證只能提供年度資料，既無法顯示電力時段，也無法與電網碳排資料對接。
在這樣的制度演化下，REC 被國際視為「過渡型工具」。它可以協助企業在短期內符合 ESG 揭露，但未來要對應 IFRS S2、CSRD 或巴黎協定第六條的主權碳市場，就必須改用具時間與地點對應能力的系統。這正是 Google、Microsoft、Meta 早已轉向建立自家 24/7 CFE 系統的原因。未來的綠電，不再是年度帳，而是小時帳。
若再回頭看台灣，就能理解問題的嚴重性。許多企業仍在以 REC 憑證作為主力，甚至以此申報 RE100 進度。這種做法在短期內似乎合理，但當 RE100 正式要求時間匹配後，這些資料可能全部失效。屆時，台灣企業的報告將被標註為「低完整性」，在國際供應鏈與投資揭露中都會受損。更關鍵的是，REC 沒有主權性質，無法與國家溫室氣體帳本銜接。也就是說，企業即使購買大量 TIGR 憑證，這些減排量也不會被納入政府的 NDC 成果。
在亞太區的其他國家，制度已經往前走。印尼的 SRN-PPI、泰國的 TGO、越南與新加坡的新登錄系統，都朝著主權化與數位化的方向前進，準備接軌 CFE 架構。台灣若繼續停留在 REC 100 1.0 時代，勢必被排除在未來的跨國碳交易與能源揭露體系之外。這不是技術問題，而是制度主權的缺席。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REC 的問題並不是它不好，而是它停在過去。它是 2010 年代能源市場的產物，在當時確實填補了制度空缺。但到了 2020 年代後期，世界的焦點已從「購買綠電」轉向「實際減碳」。CFE 所代表的是真實用電的零碳化，而非紙上平衡。台灣若繼續迷信「全球最大」「跨國通用」「蘋果唯一」這些口號，只會讓自己在國際制度升級的洪流中愈走愈遠。
真正的能源轉型，不在於哪個平台發的憑證，而在於電力系統是否透明、資料是否可追蹤、減碳是否真實。當各國開始建立主權登錄系統、要求每小時電力碳強度揭露時，那些仍停留在私營平台的綠電將被視為「無法驗證的數據」。台灣企業若不及早轉向，就可能重蹈當年京都議定書時代的覆轍——活在一個已被世界淘汰的框架裡，卻還以為自己走在最前面。
REC 的神話，是一場被誤導的國際化想像。它曾是通往世界的橋樑，如今卻可能成為與世界脫節的藩籬。當全球都在邁向 RE100 2.0 與 CFE 時代，台灣要做的不是繼續吹捧「全球最大」的口號，而是建立自己的主權能源登錄系統，導入時段追蹤與碳強度比對，讓每一度綠電都能在國家帳本與企業報告中對得上。
唯有如此，台灣的綠電才會從幻象回到現實，從紙上平衡走向真實減碳。
那時候，我們就不需要再談誰「唯一指定」誰，也不必爭辯哪個平台更大。因為真正的綠電，不靠口號，而靠數據。 這，才是國際制度演化的方向，也是台灣應該面對的能源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