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roduction: A Compassionate Re-evaluation
當我們在街頭看見無家可歸的人，心中湧起的或許是一種複雜的情緒：無助、沮喪，甚至是一絲挫折感。我們懷抱著善意，支持著各種計畫，但這個盤根錯節的問題似乎總是無法根除。傳統的方法，儘管出於良善的意圖，卻往往顯得力不從心。
然而，若我們能以謙卑感恩的心，暫時放下既有的觀念，會發現一個驚人的事實：大量的嚴謹經濟學與公共行政學研究，正清晰地指向一條截然不同，卻又出奇有效的道路。這條路被稱為「居住優先」（Housing First）。它並非天真的理想主義，而是一個植根於數據、講求務實、充滿智慧的解決方案。
這篇文章將為您 distill 出這些研究中，四個最衝擊、也最違反直覺的真相。它們將徹底改變我們對無家可歸問題的理解，並揭示一條同時通往慈悲與理性的前行之路。
1. 真相一：最慈悲的，竟是最便宜的？算一筆「無家可歸」的隱藏帳單
我們普遍認為，為所有人提供住房是一筆天文數字般的開銷。但研究揭示了一個驚人的事實：為無家可歸者提供住房，通常比任由他們流落街頭，對納稅人而言更便宜。
這是因為我們忽略了「不作為」的隱藏帳單。一個長期無家可歸的個體，會高頻率地使用極其昂貴、由危機驅動的公共服務。這包括不斷進出急診室、與警察的頻繁互動、進入司法系統的開銷，以及關押在監獄中的高昂成本。這些分散在醫療、司法、警政等不同預算中的費用，構成了一個極高的「不作為」基線成本。這些不僅是財務上的漏洞，更是症狀，指向一個建立在根本錯誤的控制邏輯之上的行政系統——一個我們稍後將會解構的系統。
「居住優先」模式雖然引入了一筆新的計畫性成本（租金與支持服務），但它同時大幅抵銷了上述那些由危機驅動的、非計畫性的成本。數據清晰地證明了這一點：
- 系統性回顧：一項涵蓋多項研究的系統性回顧發現，在「居住優先」計畫上每投入1美元，平均可節省1.44美元的社會成本。
- 美國研究：另一項針對美國計畫的統合分析顯示，計畫的中位數年度效益（每人18,247美元）超過了其中位數成本（每人16,479美元），意味著它能產生淨節餘。
- 加拿大隨機對照試驗：在加拿大規模龐大的「At Home/Chez Soi」試驗中，對於高需求個案，每投入10美元，就能帶來8.27美元的成本沖銷，幾乎完全抵銷了計畫的總成本。
這個真相之所以令人驚訝，是因為我們習慣將「提供住房」視為一筆巨大的單項支出，而將「不作為的成本」視為不同公共部門的日常耗損，因而忽略了其總和的驚人數字。當我們將所有帳單放在一起計算時，經濟學的邏輯變得不容置疑。
從純粹的財政角度看，反對「居住優先」在經濟上是不理性的，它相當於主張繼續維持一個更昂貴、更無效的現狀。最慈悲的政策，同時也是最符合財政保守主義的政策。
但這怎麼可能呢？為何僅僅提供一個家，會比我們複雜的治療與復健系統更有效？答案不在社會工作領域，而在於貧窮的神經科學。
2. 真相二：問題不在意志力，而是大腦「頻寬」被徹底榨乾
我們常下意識地將無家可歸與個人選擇或意志力薄弱聯繫在一起。然而，來自行為經濟學的開創性研究徹底顛覆了這個假設。行為經濟學家穆萊納森（Sendhil Mullainathan）與夏菲爾（Eldar Shafir）提出了「稀缺性陷阱」（scarcity mindset）與「頻寬稅」（bandwidth tax）的革命性概念。
他們的研究指出，長期處於資源極度稀缺的狀態——例如不知道今晚睡在哪裡、下一餐在哪裡——會對大腦的認知功能施加沉重的「稅負」。這種持續的生存壓力會耗盡我們的心智資源，就像一台同時運行太多程式的電腦，效能會急劇下降。這種「認知負荷」會嚴重削弱大腦負責長遠規劃、衝動控制和複雜決策的前額葉皮質功能。
這個洞見解釋了為什麼傳統的「治療優先」（Treatment First）模式註定失敗。該模式要求個案必須先戒癮、完成治療計畫，才能「贏得」住房。這無異於要求一個認知資源最匱乏、大腦「頻寬」被徹底榨乾的人，去執行最高水平的行政管理功能。
與此相反，「居住優先」模式之所以有效，正是因为它首先移除了最根本的稀缺來源——住房不穩定。一旦擁有了安穩的居所，生存壓力驟減，被佔用的心智「頻寬」就被釋放出來。個體進行理性、長遠決策的能力得以恢復，這時他們才有能力去有效處理成癮、就業等次級問題。這不是道德勸說的結果，而是經濟環境改變後的必然結果。
這個真相至關重要，因为它將無家可歸從一個關乎個人品格的問題，重新定義為一個由極端環境所引發的認知功能受損狀態。它讓我們用同理心取代了批判。
傳統的「治療優先」模式要求個體具備複雜的規劃、自律與衝動控制能力——而這些正是被稀缺性所嚴重削弱的行政功能。這無異於要求一個飢腸轆轆的人在進食前必須先跑一場馬拉松。
如果核心問題是由稀缺性引起的認知缺陷，那麼解決方案就不可能是要求更多的認知工作。相反，我們必須首先恢復這種認知能力。這徹底重塑了我們對住房的看法——它不再是贏得的獎勵，而是實現所有其他復原的基本工具。
3. 真相三：房子不是獎品，而是讓一切變好的「平台」
傳統觀念將住房視為一個人行為良好、努力向上後最終獲得的「獎品」。然而，無論是經濟學還是公共行政學的研究都指出，我們應該將住房視為一個基礎性的「平台」（platform），是一切復原與成長得以發生的先決條件。
這個概念可以從兩個理論來理解。在行政學上，穩定的住房是一項「拱心石政策」（keystone policy），如同拱門頂端那塊鎖住所有石頭的關鍵石塊。在經濟學上，它扮演著「元能力」（meta-capability）的角色。這意味著，提供穩定住房是一項基礎性投資，它能極大地提升所有其他社會投資（如醫療保健、就業培訓、兒童教育）的邊際回報。
試想一下：若沒有穩定的居所，醫療服務無法轉化為持續的健康（缺乏休養與儲存藥物的場所）；職業培訓無法轉化為穩定的就業（缺乏地址、睡眠與準備的空間）；對兒童的教育投資也難以見效（不穩定的環境阻礙學習）。沒有這個平台，其他所有的援助都如同建在流沙上的建築，效果大打折扣。
這也直接回應了常見的「道德風險」擔憂，即無條件的支持會助長懶惰。事實恰恰相反。對於長期處於生存危機中的群體而言，是「不穩定」剝奪了他們工作的能力。而「穩定」則賦予他們處理健康問題、恢復認知功能、最終尋求並維持就業的能力。穩定使他們更有可能成功，而非更不可能。
這個真相改變了我們對社會援助的整個思考框架。它不再是一條線性、層層晉升的階梯，將住房放在最高處。相反，它是一個穩固的一樓，讓個體能在此基礎上，開始建造屬於自己的新生活。
提供穩定的居住不僅是另一項干預措施，它是一項移除了人力資本生產函數中主要瓶頸的投資。它扮演著「元能力」的角色——一個使所有其他對該個體的社會投資之邊際回報顯著提升的賦能條件。
一個平台若沒有一個系統在其上建造，便是無用的。這引出了最後，或許也是最深刻的真相：「居住優先」的成功不僅僅在於「提供什麼」（一個家），更在於「如何提供」——一場公共服務哲學的革命。
4. 真相四：成功的關鍵，是從「控制」走向「賦權」的系統革命
「居住優先」的成功，不僅僅在於提供了一個實體的房子，更在於它觸發了一場深刻的行政哲學革命：從「控制」走向「賦權」。
這兩種模式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治理邏輯：
- 「治療優先」的控制邏輯：這是一個由上而下的控制系統。它充滿了條件、規則與守門人。身處第一線的社工或個案管理者（被稱為「基層官僚」）被迫扮演規則執行者與監督者的角色，他們的主要工作是判斷案主是否「值得」獲得資源。這種模式不僅耗盡了案主的認知「頻寬」，也同時榨乾了第一線工作者懷抱的「公共服務動機」，創造了一種案主與工作者雙輸的局面。
- 「居住優先」的賦權邏輯：這是一個建立在信任、案主選擇與自決權之上的系統。它將決策權交還給個體，承認他們是自身生命的最佳專家。這徹底轉變了第一線工作者的角色：他們從「守門人」變成了「教練」與「促進者」。他們的核心任務不再是監督，而是與案主建立信任關係，並在此基礎上提供自願性的支持。
這個轉變的意義極其深遠。一個賦權予案主的系統，同時也賦權予第一線的執行者。在賦權模式下，系統解放了第一線工作者，讓他們能夠真正實踐其專業價值與服務初衷。這使得他們能夠運用自身的專業知識，有效地幫助案主利用他們新釋放的認知「頻寬」來規劃復原之路，從而極大地激發了他們的工作熱情與服務品質。
這證明了，要真正解決複雜的社會問題，我們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計畫，而是對權力關係的根本反思，以及從管理人民轉向賦權人民的勇氣。
一個賦權予案主的行政系統，同時也賦權予其第一線的執行者...創造了一個案主、基層官僚與公共行政體系三方共贏的正向回饋循環。
Conclusion: The Convergence of Compassion and Logic
於是，我們從街頭的無助感出發，而今，在掌握這四個真相後，我們的視角已然轉變。我們過去的許多假設——關於成本、關於個人意志力、關於援助的順序、關於系統的運作方式——可能都是錯的。
壓倒性的證據告訴我們：
- 提供住房比管理無家可歸更便宜。
- 問題的根源在於認知負荷，而非意志力薄弱。
- 住房是所有成功發生的平台，而非最終的獎品。
- 真正的解決方案需要一場從控制走向賦權的系統革命。
最終，這些數據與理論匯流於一點：最慈悲的道路，同時也是最合乎邏輯、最符合財政責任、也最為有效的道路。這是一個罕見而美麗的交匯點，在這裡，健全的經濟學與深邃的慈悲，匯流於一條統一的前行之路。
當證據如此清晰地指向一條更慈悲也更理性的道路時，我們是否擁有放下舊有偏見的勇氣，去共同選擇一個讓每個人都能有尊嚴地安居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