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社會科學的視域中，「利己主義」（Egoism）與「唯物主義」（Materialism）並非僅是個人道德選擇的範疇，它們是構成現代性（Modernity）核心驅動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理性人」（Rational Actor）假設緊密相連。然而，當這兩種價值觀從「隱性假設」被提升為「顯性標榜」——即社會文化不斷地、過度地頌揚個人利益最大化與物質積累的至上性時——我們便進入了一個複雜的社會動力學場域。從社會學、政治經濟學與社會心理學的交叉視角，剖析此一「過度標榜」現象對社會風氣所產生的深刻（且往往是矛盾的）正反影響。
一、 正向功能：現代化、效率與個體解放的驅動力
從功能論（Functionalism）與古典經濟學的角度觀之，利己主義與唯物主義的標榜，在特定歷史階段扮演了推動社會轉型的關鍵角色。
1. 經濟效率與創新動能： 以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看不見的手」為隱喻，奠基於「理性利己」的市場機制被認為是資源配置最高效的模式。當社會風氣鼓勵個人追逐自身利益（利己主義）與物質回報（唯物主義）時，便極大地激發了個體的積極性、冒險精神與創新意願。企業家精神、技術革新與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根植於這種以物質成功為標的的價值導向。社會標榜「致富光榮」，實質上是為經濟系統注入了最強大的「動機燃料」。2. 打破傳統束縛與個體解放： 從社會學的視角看，利己與唯物傾向的張揚，是對前現代社會中基於血緣、地緣或神權的集體主義（Collectivism）與身份束縛（Ascribed Status）的反叛。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所描述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擴張，雖然導致了「祛魅」（Disenchantment），但也使個體得以從傳統的、非理性的規範中解放出來。社會風氣轉向標榜個人成就（通常以物質衡量），促進了社會流動，並為「功績主義」（Meritocracy）提供了（儘管不完美的）文化土壤。
3. 社會互動的「可預測性」： 在一個高度複雜的陌生人社會中，若所有行動者均被假設（並被鼓勵）遵循利己原則，社會互動的複雜性在某種程度上被簡化了。契約的建立、法律的制定以及市場交易的進行，都建立在「個體會尋求自身效益最大化」這一可預測的行為基礎上，從而降低了社會運作的交易成本。
二、 負面效應：社會資本的耗散與系統性失範
然而，社會科學的批判傳統——從馬克思（Marx）到涂爾幹（Durkheim）再到當代的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更為關注的是，當「工具理性」壓倒「價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時，社會風氣所面臨的深層危機。
1. 社會凝聚力瓦解與「原子化」趨勢： 過度標榜利己主義，將「自我」置於「社群」之上，其直接後果是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即信任、規範與網絡——的系統性流失。當社會風氣從「我們」轉向「我」，人際關係被「工具化」與「交易化」，互惠（Reciprocity）原則讓位於精確的利益計算。社會學家擔憂的「原子化社會」（Atomized Society）隨之浮現：個體如同孤立的原子，彼此連結脆弱，難以形成應對集體挑戰（如公共衛生危機、環境治理）所需的社會韌性。
2. 「失範」（Anomie）狀態的瀰漫： 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Émile Durkheim）提出的「失範」概念，完美地捕捉了此一困境。當社會過度標榜唯物主義所設定的「成功目標」（如財富、地位），卻未能提供合法的、公平的「達成手段」時，社會規範便會崩潰。一方面，這導致了「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越軌行為（Deviance）激增（如金融詐欺、惡性競爭）；另一方面，對於那些無法在物質競賽中獲勝的群體，則易產生深刻的挫敗感、被剝奪感與虛無主義。
3. 社會不平等的加劇與階層固化： 利己與唯物主義的意識形態，往往服務於既得利益階層。它將結構性的不平等（Structural Inequality）「個體化」與「合理化」——即將貧困歸因於個人努力不足，而非制度性障礙。這種風氣使得社會對於貧富差距的容忍度提高，削弱了公共政策中再分配（Redistribution）與社會福利的正當性，最終可能導致階層對立與社會極化。
4. 「異化」（Alienation）與幸福感的悖論： 從社會心理學角度，唯物主義價值觀的過度內化，將導致「幸福感的悖論」（Paradox of Affluence）。個體陷入「享樂跑步機」（Hedonic Treadmill），需要不斷增加物質刺激才能維持短暫的滿足感。更重要的是，如馬克思所言，個體與其勞動、與他人、甚至與自我真實需求的「異化」加深。當社會風氣將人的價值等同於其佔有的物質時，存在的意義本身便被掏空了。
三、 辯證的綜合：作為「自我實現預言」的社會風氣
作為社會的一份子，我們必須認識到，社會風氣具有「自我實現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特性。
當一個社會過度標榜利己主義時，它不僅是在描述人性（人性本就包含利己成分），更是在塑造人性。它向社會成員傳遞了一個強烈的規範訊號：自私是可接受的、甚至是值得嘉獎的。
這種標榜侵蝕了社會運作的「隱性契約」。事實上，即便是最高效的市場，也需要「非市場」的元素來維持——例如，法律的尊崇、契約的信任、對公共財（Public Goods）的維護（如環境）。但過度的利己主義標榜，恰恰在瓦解這些市場賴以運作的倫理基礎，這構成了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所說的「市場社會」對「社會本身」的反噬，即「脫嵌」（Disembeddedness）的危機。
結論
總結而言，「過度標榜利己主義與唯物主義」對社會風氣的影響，在「明線」上（經濟層面）激發了前所未有的生產力與個體活力；但在「暗線」上（社會與心理層面），它卻系統性地侵蝕了社會凝聚力、加劇了結構性失範，並可能導致個體存在的意義危機。
一個成熟的社會，其挑戰不在於完全否定利己或物質動機，而在於如何將這些強大的動力「再嵌入」（Re-embed）到更宏大的社會價值框架中——即在追求個人利益的同時，如何維繫公共利益、強化社會連結，以及保留那些無法被物質量化的、關乎人類尊嚴與集體福祉的核心價值。若放任此一標榜無限擴張，我們最終可能贏得了經濟效率，卻輸掉了值得我們生活的社會本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