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財劃法快一年，又剛好與同事聊到［新制股利要怎麼繳健保］話題時，把很多分析講給他聽時，順便聊起我們所有人都忽略的這件事－我們可能要有心理準備，明年或後年要多繳稅！
這一年來，隨著《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法，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財政分配邏輯正在發生深層變化。這場由國民黨加上民眾黨變革的初衷，原先喊得口號在於提升地方政府的自主財政能力，使其能更靈活地回應地方需求。然而，我們也清楚看到匆忙修法不與外界共同分析討論的結果就是一堆問題，很多狀況大家都可以自行查閱，因為當藍白立委發現很多不對勁的時候，有些預算是暫停執行，有些是確定刪減，到底影響到哪些，只有等到我們發現自身利益受損才能知道到底有多少惡法。
當修法接近一年之際，我們也必須冷靜地面對另一個現實：這次修法，極可能在未來一至兩年間，間接導致全體納稅人的稅負上升。
在一般民眾的印象中，「稅收」似乎只是政府收入的一環，與自身日常生活有關聯但不大；但實際上，台灣的整體稅收設計，與中央政府的年度預算計畫緊密相連。根據財政運作的邏輯，政府會先根據前一年度的［經濟表現］、［稅收成果］與［支出結構］，預估下一年度的開銷與公共支出項目，進而設定［稅收目標］。換言之，政府並非先收稅再決定花用，而是「先規劃要花多少，再推算要收多少」。
這一點，在「超徵」現象的討論中早有跡可循。相信大家都清楚知道所謂超徵，並非政府故意多收稅，而往往是因經濟成長超過去年，原先稅收基數是不變，但因為經濟有所成長，使實際稅收超出原先預估。
這凸顯出台灣稅制與經濟波動的密切聯動，並非永遠都是一成不變，反之，經濟如果不好，就會有［短徵］情況．。
財劃法修正後，地方政府獲得更高比例的統籌分配稅款，對地方發展而言無疑是一項利多。更多的財政資源，意味著地方政府能自主推動基礎建設、社會福利、教育或環保計畫。然而，這筆錢並非「新生財源」，而是由中央分配出去的原有稅收。
如果強要中央政府仍需承擔健保補助、國防支出、長照政策、能源轉型等全國性開支責任，這就會形成了一個財政現實：
『中央收入減少，但支出責任並未同步減輕。所以中央必須刪減更多項目，或者跟人民課徵更多的錢』
當中央可運用的資金減少而支出需求維持時，財政平衡只能透過兩種方式調整——要嘛減少開支，要嘛增加稅收。考量當前社會對公共服務的需求與各項政策的剛性支出（例如長照、醫療、教育等），減支空間極為有限。因此，中央政府未來極可能透過稅制調整、費率微幅上修或取消部分減免政策等方式，彌補財政缺口。
可沒人喜歡被加稅，也沒人喜歡自己的社會福利被刪減，所以在台灣就演變成一個弔詭地問題，藍白呼籲選民，我們在承受中國的統一壓力下，中國從未承認我們是國家情況下，並積極準備各種軍事武器，想要仿造閃電戰，在美日反應不及情況下統一台灣。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刪減國防軍事預算，來彌補財政黑洞！
甚至在中國人明顯社會福利、言論自由，甚至人均收入都遠不如台灣，一個廣闊的中國，也只有國家當中最頂尖的幾個城市贏過台灣！用比喻來說就像有台灣人覺得台北信義區、新竹香山區就可以代表整個台灣的經濟發展、薪資收入？
在台灣當下環境，一堆人鼓吹放棄軍事預算，然後被統一後我們能活得更好！
而這些人不知道，在中國，其實［維穩費］比［軍事預算］還要多。
所以被統一了，［我們或許減少軍事預算，但維穩台灣人的預算絕對更多！］
最後要注意的是，政府如果被迫加稅這並不代表政府「亂加稅」，而是財政責任重新分配的自然結果。台灣長年面臨人口老化、基礎建設更新、社福支出擴張等挑戰，中央若失去部分財政主導權，勢必需要新的稅收工具維持政策穩定。舉例而言，未來可能出現針對股利所得、房地產持有稅或高所得族群稅負的重新檢討，這些都是維持中央財政健全的可行方向。
因此，當我們在接受地方財政自主化的同時，也應理解這項改革的結構性影響：地方政府受益於財源增加，但整體稅收總量若不提高，中央政府的支出壓力將轉嫁回社會整體。最終，稅負的調整將以「全民共擔」的形式浮現。
公正地說，《財劃法》修正是一項長遠且必要的制度工程，它並不是三言兩語就能促進地方發展。
我在跟同事、朋友解釋這件事是說，爸爸比較有錢，就算他有偏愛哪一個子女，但對於不偏愛且窮困的子女，肯定還是會拿出一些錢給他們，可哪一個有錢的兄弟姊妹，會分錢給窮困的手足？
所以就算中央就算偏愛哪一個縣市，其實苛薄的也只有六都這些城市，其他縣市絕對都是拿到超過自己正常稅收的預算。
而且錢在中央這邊分配，是不分藍綠白政黨＋媒體＋中立的人去監督著，但錢到了地方上．．．六都除非是有人想選總統，不然媒體也沒怎麼關注，更別說非六都的各縣市，就比如，至今有多少人檢討［花蓮］財政怎麼花用嗎？
我在這絕對敢嘲笑，藍媒絕對不敢檢討，還會幫忙護航，然後努力地去檢討綠營縣市，轉移這個大家都知道很多問題的花蓮問題。
最後要說的是，稅制改革與財政責任分工之間的平衡，仍是接下來政府與社會需共同面對的課題。若中央與地方能在透明、理性的基礎上協調權責，建立穩健的財政機制，這場改革才能真正成為台灣公共治理進步的契機，而非全民稅負上升的導火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