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是如何走向民主化？
我小時候讀社會課本，得知台灣在1987年解嚴，展開民主化的序幕。然後，1996年總統直選、2000年政黨輪替……台灣能不流血地從威權走向民主，在國際上似乎是個奇蹟。
不過，我一直很好奇，台灣到底是怎麼走向民主化的？為什麼能不流血？「寧靜革命」為何可以發生？有人說，解嚴前社會運動風起雲湧，造成統治者很多壓力。但是，單純仰賴民眾的社會力量，就能撼動體制嗎？也有人說，是蔣經國接受民主化的國際潮流，他的「開明」扭轉了台灣的命運。但集黨政軍權力於一身的統治者，真會因為理念而願意放下既得利益嗎？怎麼想都令人懷疑。
將美國的角色納入戰後政治史的分析框架中
陳翠蓮老師的《重探戰後臺灣政治史：美國、國民黨政府與臺灣社會的三方角力》幫助我從更大的脈絡來釐清上述的問題。學界對戒嚴時期的研究常以「壓迫vs.反抗」為主軸，聚焦在人民對體制的抵抗。然而，國民黨的體制之所以長期能穩固，相當程度仰賴戰後美國於軍事、經濟、外交上的支持。例如，1960年代以前是國際冷戰的高峰期，美國為了尋找東亞「反共夥伴」而與國民黨合作，台灣人民對民主自由的呼聲不被重視，威權體制依舊穩固。1970年代，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且卡特政府推動人權外交、國民黨又只能單方面依賴美國軍售，臺灣民主化的空間於是被撐開。1980年代雷根政府推動民主促進政策，國際第三波民主化加速推進，國民黨越來越不能承受國內民主運動與美國民主化要求的雙重壓力。
簡言之，本書的亮點是將戰後台灣政治史視為「美國政府─國民黨政府─台灣社會」三者互動的歷史。台灣民主化不是只仰賴人民意志，還仰賴美國政府對台灣態度的外在結構條件。
由於本書的史料實在太過豐富，無法一一詳述。在此分享三個我自己很有收穫的部分。
跨越省籍的反對黨
第一，在戒嚴時期，不只有本省人不滿國民黨，連外省人都看不下去，甚至籌組跨越省籍的反對黨。以胡適、雷震為首的外省人於1949年創辦《自由中國》雜誌，初期雖因反共的理念而擁護蔣介石，但後來則因同時倡議自由、民主，反對一黨專政、黨庫通國庫、特務統治、教育控制，與國民黨關係逐漸緊張。1960年國民大會修法，讓蔣介石可以連選得連任，不受原先憲法規定連任一次之限制。這讓國民黨自由派人士大為不滿，因此認為唯有聯合起有實力的反對黨，才能跟國民黨抗爭，因而組織不分省籍、不分黨派的「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並籌組新黨（中國民主黨）。
有趣的是，雷震在籌組新黨的時候，特別關注省籍合作，強調是「在野不滿在朝，而不是本省人反對外省人」。為推動新黨成立的「七人小組」中，外省籍三人、本省籍四人，並每週開會輪流擔任主席；而籌備委員會則是外省籍五人、本省籍十人。可謂相當有意識地在處理省籍問題，試圖避免受到分化。
殷海光曾於《自由中國》說道：「只有抹除『外省人』與『本省人』這一條人為的界線，臺灣的民主自由人權運動才會成功。新黨要求實現他們的目標，必須不在『外省人』與『本省人』之間作一劃分，而只在『民主』與『反民主』之間作一劃分。」
雖後來蔣介石主導《自由中國》人士的逮捕行動，讓新黨無法順利成立。但從中可見，當時曾有跨越省籍、追求民主自由的改革力量。
海外台灣人開闢的「第二戰場」
第二，1970年代的民主運動不只在島內，美國也成為海外台灣人的獨立運動聚集地。這些關心台灣前途的社會運動者開闢「第二戰場」，遊說美國國會通過《臺灣關係法》，允諾提供防衛性武器給台灣，並維護與促進臺灣人的人權發展。
另外，支持台灣民主與人權的美國國會議員也扮演重要角色。例如，1981年陳文成事件震驚美國臺灣人社群，引發美國國會與媒體的高度關注，發現國民黨政府於海外校園從事特務監控的可怕行動。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索拉茲（Stephen J. Solarz）便提出《武器出口管制法修正案》，禁止美國出售武器給經常性威脅、騷擾美國居民之國家。由於本修正案以人權條件牽制軍售案，對國民黨造成相當的約束力。
蔣經國是「臺灣民主發動者」？
第三，台灣的民主化，不是因蔣經國的開明施恩，他甚至在解嚴前還制定「國安法」。作者指出，蔣經國提出「新瓶裝舊酒」的對策，以《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作為解嚴的先決條件，但其內容複製戒嚴時期的種種管制（限制言論自由、入出境管制、政治案件不得上訴等）。在解嚴的前一個月，國民黨仍制定限制人民自由的法律，如今看來著實荒謬。
「在他精心規劃下，解嚴後仍延續各種管制、動員戡亂體制未變、萬年國會頑強挺立、臺獨言論仍遭嚴禁，黨國依舊得以屹立不搖。……人們也才驚覺，即使解嚴多年，臺灣社會卻連基本人權都未能獲得保障：言論自由受限制、集會遊行需事先申請獲得政府同意、海外黑名單人士仍無法返鄉。但蔣經國仍因宣布解除戒嚴，博得『臺灣民主發動者』的美名。」
事實上，台灣之所以能民主化，不僅仰賴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意志，更因雷根政府推動民主化政策、國際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林宅血案與陳文成命案帶來的國際壓力。在島內民主運動與美國民主化要求的雙重壓力下，蔣經國才「不得不讓步」。
寧靜革命的代價：搭乘民主化便車的人民
作者在最後指出，台灣社會過去對自身的國際處境理解甚少，戰後只能被動接受國民黨「台灣主權復歸中國」的政治宣傳。而在白色恐怖的氛圍下，除了少數的菁英分子，普遍大眾其實無力也無心關心集體命運。儘管在民主化後，民眾仍被動接受獨裁者化身為「民主化推手」的神話，對民主轉型的真實過程並不關心。
台灣經歷不流血民主化的「寧靜革命」，其代價是什麼？
「臺灣民主化過程未曾出現龐大人民力量撼動獨裁政權、結束其統治的場景，也未出現新上臺的改革勢力大刀闊斧進行歷史清理與責任清算。……臺灣大多數民眾並非民主價值追求者，而是搭乘民主化便車（free rider），缺乏對民主社會公民責任的自我要求。另方面，改革派政府未獲得多數支持，為了政權穩定或不得罪選民，並未進行深層歷史清理，去除威權遺緒。……由於民主體制養成遠遠落後，公民社會無法形成，我們的民主政治運作重新淪為每兩年輪流登場之地方選舉、總統選舉的形式追逐，而無法落實理性、寬容、公共對話、尊重專業、凝聚共識、追求共好等民主核心價值的日常實踐。」
寧靜革命的可貴之處不在於和平，而在於我們能否在和平之後，勇於面對歷史陰影，真正建立成熟的民主生活。
我們該如何面對這些威權遺緒？我們該如何深化民主而成為日常的實踐？這些都是《重探暫後臺灣政治史》留給讀者反思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