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該可算是一部份量頗重的小說，從有形的書頁厚度、到無形的思辯深度。然則真正令人驚艷的是，無論是有形或是無形所透露出來的厚重，卻都不會影響閱讀的興致，那不斷更替的視野與想法、那總能讓人瞠目結舌的現象描繪，每每在文字的魔法裡變化出各式各樣的精彩。直到那轉折發生，彷彿所有精彩的表演瞬間融合成一隻巨大的獸，虎視眈眈地準備吞噬尚無準備的天真與好奇。然而若以為那正是這本小說的高潮，則不免小覷，因為故事還沒結束。隨著節奏的趨緩，那被齧咬的真心，抑或者無意間被啃噬的良知，卻在那痛楚哀嚎與噤聲隱忍中游移。只因那巨獸再次幻化而成的控訴，像是一把槍直接指向腦海裡那許許多多自以為是的想法。原來事件從未過去，也不可能遺忘，原來嶄新的生活是一種自欺的安住。面對過去與未來，那是驚懼，也是慚愧，那更是發自內心的震顫。即便掩卷之後，那感受依然鮮明，原以為讀者原就享有置身事外的輕鬆，殊不知小說裡關於社會的描繪，悄悄地攀附在原以為理所當然的思維中。緩緩地滲入、扭轉，等待著那一次又一次的反省，能夠換回多一點的尊重與允許。
這正是《毒木聖經》的魅力，抑或者說魔法。若是單看封面所描繪的各種鮮豔的非洲動植物會誤以為小說將著眼於非洲大陸生態的精彩。然而若仔細一瞧，那隱藏於畫中虎視眈眈的眼睛卻道出了潛伏環伺的種種驚險。更值得玩味的是這部小說不僅贏得各式各樣的好評，更是美國高中生指定必讀經典。作者芭芭拉・金索沃（Barbara Kingsolver）被《時代》雜誌譽之為「語言魔法師」。《毒木聖經》更是她醞釀30年寫就的35萬字小說鉅著，那故事的精彩與文字的魅惑，更使得中文版費時7年才翻譯而成。
故事發生在1959年，一位白人牧師普萊斯帶著妻子和四個女兒來到比屬剛果傳教，他堅信自己背負著極為重要與神聖的任務，所以願意舉家來到黑暗之地，就為了「拯救」非洲人的靈魂。顯然普萊斯扮演著一家之主，且手握家中所有決定權的角色，可讓人感到絕妙卻又心酸的是，作者在小說之中，唯獨普萊斯沒有發言權。《毒木聖經》透過普萊斯的妻子奧利安娜與她的四個女兒，大女兒蕾切爾、雙胞胎利婭與艾達還有小女兒露絲・梅五個人的角度來描繪她們所經驗的種種。
奧利安娜是一位遵從丈夫，盡心照顧家庭的主婦，丈夫是天、是一切。她努力地扮演著丈夫與女兒間的橋樑，尤其是抵達剛果之後那種種的艱辛與挑戰，都在她守護家人的信念下，努力地克服。她是家的支柱，她更是女兒們心中的依靠。即便她傾所有的力氣，甚至嘗試付出所有。現實的殘忍卻總是不放過她，那一次次家人間的生死關卡，在照顧不暇的狀態下，彷彿都得要逼使她做出選擇。對一個母親來說，她如何能夠，又怎麼能夠。每一個女兒，都是她的命，都是她的一切。當她逐漸意識到遙不可及的舒適只是開始，活著才是難題時，她慢慢地改變自己。或者說外在的一切逼使她不得不改變自己，那原以為無可動搖的一切，原來未必如此。只是奧利安娜終究沒能幸運地熬過那一道道的關卡，那至少得要保全的、那至少得要守護的，終究被擊潰而散落。
當家不再是家，奧利安娜彷彿也失去了活著的意義。也許每一個夜深人靜的時刻，甚或每一個回望己身的片段，所有關於失職的控訴都會浮現。書中提及，女兒們曾經說過，奧利安娜沒有自己的生活。也許女兒們的觀點在於，她始終活在母親與妻子的角色裡。然而奧利安娜卻以為，人能擁有的只有自己的生活。對她而言角色與自我的切割也許沒有意義，因為自我從來沒能在角色的失落裡安然無恙。守護的信念，依舊在潛意識中躍動著，經歷了這一切種種，奧利安娜獨自靜默地照顧著她的園子。是否在每一棵植物的榮枯之間，她依舊悄悄地進行著無聲的懺悔與贖罪，關於生命、關於所謂的「自己的生活」。
蕾切爾是普萊斯家的長女，原是一位渴望不凡的平凡高中生。她著迷於原本在美國的生活，是故她不解、也痛恨著這突如其來的改變。當家裡的眾人沒人敢違逆父親的意見，她也不得不選擇順從。然而，骨子裡卻依舊難以接受，所以她抱怨、懷著敵意面對這一切，甚或透過想像的逃離來緩解內在的失落。在剛果的生活初始時，因為美國所帶來的物品尚能撐過些許時日，而蕾切爾白色的頭髮則是引起眾人的極度好奇。雖然那給蕾切爾帶來困擾，但是受到注目這件事情對她來說倒也未必全然是壞事，因為變相地滿足了某種層面的虛榮。
她不同於奧利安娜以照顧家人為天職，她也不像是其他年幼的妹妹，嘗試努力地去適應與瞭解這一切。她只是忍耐著，而且深切地等待著這一切的結束。過往在美國的生活，每每在困頓發生時，突然浮現在腦海而產生激烈的對照。這一切更加激起她心中的想望，她始終無法理解為何得要拋下一切來到剛果，她默默地看著逐漸失序的一切，彷彿那只是驗證著她早就已經知曉結論。終於，時機來到，她渴望逃離當下的磨難，她願意用任何事物去交換，只要能夠讓她遠離這一切她心中所認定的災難。
其實對蕾切爾來說，她是在乎家人的，她並沒有外在所表現出來的叛逆。也許這更加讓她感到痛苦與不堪，因為她其實不太能夠去面對真實的自己。或者說，她不太能夠去面對那個沒有想像中那麼不在乎、也沒有那麼率性的自己。失去，從生活到家庭，甚或是自己，她所付出的代價，一次又一次超過她所能夠承擔的。可是，她卻努力地去告訴自己那終究會改變。她努力著試著從外在充滿紛擾與變數的環境中，重新拿回生命的主導權。她努力地熬著，她依舊渴望被認同、被看重，甚或只是被看見。
其實一開始總不免會去猜想，當普萊斯一家在現實的種種因素無情衝撞地之下而土崩瓦解，蕾切爾應該會想盡辦法回到美國，回到她原本心繫的生活樣貌。然而事實卻非如此，甚至在她的母親、妹妹艾達都回到美國之後，她仍然選擇獨自一人落腳在非洲。在經歷了三次婚姻，幾乎耗盡心神地得要在生活裡掙扎，蕾切爾渴望著一種能夠掌握的生活，她已經厭倦了改變。誠如她自己所言，與其回國後還得重新面對工作上的種種挑戰，不如好好地經營她死去丈夫所遺留給她的飯店。尤其是在面對年輕歲月中，同儕的學習爆炸，蕾切爾所面臨的卻是生活的掙扎。過往蕾切爾總是只考慮眼前的困頓，然而幾次下來的折磨，讓她更加謹慎地面對人生的選項。
其實若綜觀整部小說會發現，蕾切爾原是一個性格比較保守的人，也因此當在被迫得要不斷地劇烈更動原本生活的樣貌，早已讓她心力交瘁。也因此面對著人生的種種選項，她越發想要保有現狀。尤有甚者，她也意識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真正握有權力的人，往往才能夠掌握自己的人生。身為飯店的經營者，雖然辛苦，但是她卻能夠享受著掌權的滋味。更何況，那還能滿足，她受到矚目與關注的需求。她一直渴望著成為耀眼的一顆星，她努力著，浮沉著，可終究得以稍稍地貼進著那樣的想望。
利婭與艾達是雙胞胎，然則兩人出生後的命運卻迥然不同。出生時，艾達被診斷為半側大腦缺血異常，導致右側身體不聽使喚，行走不變。而相較於艾達的缺陷，利婭則是完美無缺。那彷彿意味著利婭與艾達在母體的子宮之中，利婭以競爭者之姿吸取了更多的養分。當然那也許不過是不負責任的臆測，然而利婭心中卻顯然不是如此。每日看著艾達拖著沈重的身子，以及醫生所提及的語言障礙，都讓利婭興起一陣罪惡感。然而聰慧如她倒也清楚，難過也好、愧疚也罷，那都已經於事無補，她能做的就是承擔更多的責任，她得要努力著，因為她心中悄悄地扛著兩個生命。
或許就因為如此，利婭從小就認定，當父母為著子女操心之時，她得要將她所應得的部分，轉讓給艾達。所以她極其努力地成為一個不讓人煩心的孩子，她盡力地完成父母的願望，尤其是父親。在所有的孩子中，她最為努力地遵循父親嚴厲的種種規範，而且毫無怨言。甚至在那過程中，她感受到父親的關愛，也更加促使她成為一個乖女兒。她崇拜著父親，也信任著父親，更渴望著父親的關愛。於是乎，當舉家因為父親的決定而遷移到剛果，即便生活上帶來種種不便，她仍努力地去適應這個環境。與其他人相較，利婭最積極地融入當地，也最為好奇異國的一切。也許這正是導因於她心裡頭相信著父親的決定，她也從行動之中想去支持這的決定。
然而在剛果所目睹與經驗的一切，卻漸漸地讓她對於父親的種種作為越發感到迷惘。尤其是當她發現執拗的父親並不願意接受現實的狀態，甚至扭曲他所見所聞就為了合理化其偏頗與失當的舉措，不禁讓她更加感到無所適從。這樣的處境讓極其渴望得到認同與讚賞的利婭變得混亂，聰明如她開始更加積極地嘗試去瞭解這過程究竟發生什麼。她開始有了自己想法與主張，然而那卻也讓她感到不安。是故，與此同時她也下意識地開始尋找，關於成長的另一個典範。
如同前述，相較於蕾切爾總是較常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利婭則習慣把觀注的焦點放在外在，乃至她人對她的期許。個性上的迥異，讓她在努力搜尋外在認同之時，捨棄了每日相處的姐姐。而當她把原有的在意逐漸從父親身上移開時，她也開始找尋替代之人。而轉換的關鍵在於，利婭因為先前所展現對於剛果的好奇，她渴望能更加理解所居住的這塊土地，所以她便跟在村落教導孩童的阿納托爾有了較多的互動。漸漸地利婭逐漸對阿納托爾產生好感，她也努力地成為他眼中的精彩。
從父親到阿納托爾，不難想像一直以來努力不懈的利婭，從一位反覆閱讀、熟記、引用聖經的女孩，不僅漸漸變成拿起弓箭獵取食物的射手，還是一位對於剛果的社會現狀與列強對剛果的政治算計了然於胸的觀察者、思辨者與行動者。這過程中因為堅持，利婭與其他的家人一般漸漸地走向與父親決裂的路途上。尤有甚者，她也逐漸醒悟到女性在傳統角色上的限制，在經歷著種種的不公平之後，利婭不甘於只是當一個被動的接受者，她開始有了改變的想法。尤其與父親互動的過程中，從視他為天、為一切的真理，到直接挑戰與反對他的主張。那樣的衝撞彷彿打破了她原本所認定的應該，也讓她的思想有了更寬廣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她終於回過頭意識到自己，也渴望忠於自己，而非迎合他人。
阿納托爾在利婭的轉變之中成了最有利的後盾，也是最強大的推手。先是利婭渴望從阿納托爾身上學習到更多關於生活在非洲的種種知識與能力，然後在兩人相互討論與學習的過程中，逐漸萌生相互依賴與珍惜的情感。不僅如此，在歷經種種磨難與挑戰，那休戚與共的情誼，更讓兩人許下盟約，結為連理。只不過造化弄人，王子與公主並非因此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政局的動盪不安、阿納托爾的入獄以及生活上的極度困頓，這一切促使利婭得要在短期之中快速成長。她沒有得以依靠的後盾，她沒有能夠求援的對象，她有的只有自己，而她更體悟到眼前的局勢，她還得要當阿納托爾的後盾。自我的覺醒、帶動著女性意識的翻轉，更延伸到文化乃至社會認同的議題，利婭從一個一舉一動都很在乎他人觀感的女孩，蛻變成忠於自己的女人。她努力地走出一個精彩的人生，只不過在讚嘆之餘，卻不免讓人心疼。
相較於利婭因愧疚而渴望成為乖巧、甚至是模範，另一個雙胞胎艾達則在天生的缺陷裡，陷入一種自卑與放逐的心態。畢竟雙胞胎的身份總不免時時刻刻被比較，然而面對著表現幾乎完美的利婭，一出生便因大腦缺陷而被診斷為行動不便與語言缺陷的艾達，則彷彿只能默默地待在不起眼的角落。對她來說，也許不被看見就是一種救贖。當然一開始也許她還期待著，因為己身的不便而能得到母親較多的呵護與照顧。然則當原應極為相似的雙胞胎利婭與艾達，卻在母體的子宮之中發生了完美與缺陷的分界，那麼艾達面對母親潛藏的控訴，以及母親面對艾達的罪咎，不免在彼此的心中形成一個疙瘩。在那責任與應然的束縛裡，在那愧疚與不安的折磨中，露絲・梅的誕生或許對奧利安娜是一種解脫。而對艾達而言，雖然不免感到失落，可是倒也衍生出一種自在。
小說以不同角色觀點，輪流書寫的方式鋪陳，然而不可否認地艾達卻成功地擄獲大部分的目光，而且這一次不是因為外表的缺陷，而是豐富的內涵。對艾達來說，也許那份低調，也許那份躲藏著眾人目光的心態，讓她選擇進入書本的世界，豐富的閱讀經驗以及辛苦的成長過程，讓艾達有著早熟的心思。她對於外在世界的描繪，總能讓人感受到一種情緒抽離的冷靜，抑或者說放下主觀的一種旁觀。然而對照著艾達的年紀，那樣的表現其實是讓人心疼的。彷彿刻意剝奪了自己的見地與情感，彷彿內心悄悄地認定著關於己身的卑微。
然則，下一輪出場卻又是截然不同的模樣。那又像是呈現出一種不在乎旁人眼光的的一種放任，也像是以戲謔的姿態睥睨一切的放肆。那像是跨入艾達所建構的內心世界，一個迥異於外在，也無視於外在的獨特時空。在艾達的私密世界裡，絕對沒有外在所呈現的寡言與低調，她肆無忌憚地評論與嘲諷，她絲毫不在乎旁人的眼光。尤其是關於回文的創作，更是讓人瞠目結舌。那不單只是文字遊戲，那也是她睥睨人間的一種方式，雙關給予了躲藏的機會，也賦予了外顯與內藏迥異的可能。然則，換另一個角度來看，回文創作所凸顯的對稱，是否反映出艾達對於大腦不對稱的失落所衍生的補償。若是如此，則又不免讓人感到心疼。
來到剛果，能否可以視為一種另類的救贖，也許除了艾達以外，沒有人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因為原本在成長過程所不得不去面對的異樣眼光，竟然在剛果有了截然不同的狀態。這主要是因為在剛果有許多因為疾病、意外與其他事件而導致身體外觀異常的人。於是乎，原本因為偏癱的身子而總是招來關注的艾達，卻出乎意料地得以領受平凡的美好。那突如其來的自在，也許讓艾達可以稍稍撤下原本豎立的外在與內心的藩籬。她重新找回對於這個世界的好奇，也終於可以試著嘗試去建立己身與外在間的關連性。更重要的是，她終於可以不用繼續躲在旁人看不見的角落，跨出她原本劃下的安全界線。
只是，外在的險難卻依舊不放過艾達，當她逐漸找回生命裡的輕盈時，當她逐漸放下身體的限制時，危難與逃命卻極其無情與殘忍地提醒著她，她仍舊擁有與眾不同的身軀。生死交關眾人倉皇逃離，艾達卻因為行動的不便，而無法跟上求生的人群，她只能求助。那是她心頭極不願意去碰觸的課題，然則在那不得不然的狀態裡，在那下意識求生的需求裡，她仍然望向她唯一的指望，也就是她的母親。也許對艾達來說，她不想去碰觸這個議題，是因為她心中早就有了答案。然而，求生的意志超越了她的心理防衛，她興起了孤注一擲的決心，只是那結果依舊極其殘忍。在只能照顧一人的狀態下，奧利安娜沒有意外地選擇了露絲・梅。那樣的選擇究竟是因為露絲・梅比較年幼，還是比較完好，也許連奧利安娜都不見得非常清楚，但是艾達心中卻早已給出了答案。
所謂的心理防衛，在於艾達很清楚，她無法承受「沒被選上」的失落，因為那樣的創傷，會直接衝撞這些年來她心中慢慢萌芽的自我肯定，她小心地呵護著，並且努力地說服自己，那關於值得的翻轉。在出生之時，醫生的種種無情的宣告，她努力地推翻之後，她覺得也許這一切能夠讓「值得」有了截然不同的解答。也許在她的心中曾經悄悄地問自己，如果母親能夠預見艾達這幾年的表現，是否她就不會選擇生下露絲・梅以轉移內心的自責與懊悔。
孩子在父母心中的份量，永遠是她們內心所在意與爭論的課題。關於比較，艾達從來不敢去面對利婭，所以她悄悄地選擇露絲・梅。在她心中認為那至少還有那麼一點勝算，或者她從來沒有想去爭勝，而只有在生存的議題上，才會拉扯出那被壓抑在心靈深處的需求。可是她終究是輸了，雖然這場比較上的失敗沒有如預期地賠上生命，可是心理上有一部份的艾達終究死去了。死去的是她所認定努力的自己，是她所以為值得的自己，是她所心繫的其實不一樣的艾達。選擇的結果成了一把標示著「自以為是」的利刃，狠狠地刺向心口。活著，如此之難，更難的是，活著的究竟是誰，也許連艾達自己也不知道。
然而，現實對於奧利安娜與艾達的折磨還未結束，或許可以說因為處在一個生存不太容易的地方，關於選擇的殘酷就會一直發生。當露絲・梅死去之後，當原本在剛果的生活徹底崩解，奧利安娜毅然決然地帶著剩下的女兒踏上逃難之路，或者說謀生之路。在這樣的狀態下，奧利安娜擔負起照顧艾達的責任，可是一切卻已經變了調。對於照顧者與被照顧者來說，彼此心知肚明，責任與應然彷彿取代一切，兩人的心都繫在缺席的露絲・梅身上。更殘酷一點地說，其實兩人的心都有一大部分已經死去。活著，彷彿成為一種儀式，一種應然，默默地、形式地活著。
死去，是否帶來重生，也許就旁人的觀點來說，那正是艾達的寫照。當輾轉回到美國，艾達訪若「新生」。連半癱的身子，都重新被診斷為心因性，而有所改變。艾達重新投入學習、不斷地學習，可是原本閱讀的能力、回文的寫作能力卻已經悄悄地消失了。誠如艾達自己所說的，高挑、挺拔成了她回到美國後的模樣，可是內心依舊感到迷惘。偶爾追尋著過往自己的身影，甚或是在夜深人靜的獨處時刻，刻意模仿過往半癱的模樣。也許身子沒能完好，可至少那時的心還保有一部份的活躍。可眼下，所有的模仿、所有的刻意，彷彿只是一種悼念，而且也就止於此，因為一切都回不去了。面對同事們指稱她憤世嫉俗，也許怎麼解釋都無法讓他們懂得，她的內心。一如艾達所說，「我們的傷痕鑄就了我們，一如我們的成就」也許前者比後者更貼切，但後者卻比前者更易為人所接受。
露絲・梅是一個可愛的小女孩，那天真無邪的存在不僅對整部小說有畫龍點睛之妙，甚至可以說那是每個人心中關於救贖的可能。因為少掉了既有的框架，也沒有許多的應然，她不是為了拯救他人而來，也不是為了迎合眾人而活。她只是極為單純的存在，對一切充滿好奇、也充滿疑惑。小說透過她純真的好奇之眼，觀察著周遭發生的一切，那不同於艾達的冷眼旁觀，也不同於壓抑情緒的利婭，更不同於挾帶負面情緒的蕾切爾。露絲・梅童言無忌的話語，每每讓普萊斯家從低氣壓中翻轉。
她是一個極為活潑且渴望嘗試的孩子，生活場域的轉換像是讓她走進了一個恍若萬花筒一般的世界，只是關於危險的評估，卻沒能順利地改換，導致她付出頗高的代價。然而，雖然她因為從樹上跌落而摔斷了手；雖然她因為抗瘧疾藥片很難吃而藏起來，結果卻因此罹患瘧疾；雖然生活中仍然充滿辛苦，但是往往一個新奇的事物發生，就能夠轉移負面的心情。比如說當她因為瘧疾而高燒躺在床上之時，那描繪著蜥蜴的言詞，以及渴望飼養蜥蜴做為寵物的念頭，充滿著童稚的天真，閱讀的過程，彷彿讓人忘卻了她身染重病的沈重。
她的存在是一種救贖，因為當她承受著別人眼裡難以承受的苦難時，依舊保有天真與笑容。因為她努力地跟死神拔何時，依舊懷著希冀與樂觀。因為她，讓所有的苦難，彷彿都能夠忍受；因為她，讓所有的沮喪，都有了轉圜的可能。對現實的磨難，她有其天真的解讀，雖然牽強，但卻每每讓人莞爾一笑。比如說面對整群螞蟻鋪天蓋地而來，村中所有人倉皇逃避的時刻，露絲・梅一方面因為被咬而疼痛，一方面又認定那是因為利婭曾經給蟻獅餵過一隻螞蟻，牠的朋友們要回來報仇。閱讀的過程，其實會發現每每陷在騷動不安的節奏之中，小說的編排「剛巧」就會換成以露絲・梅的觀點來陳述外在的變化。那短短的篇幅，卻每每成功地改變原有的節奏。緊湊有了舒緩的空間，更在那快慢變化裡，成就了閱讀時的一種令人著迷的體驗。
是否因為露絲・梅實在太可愛，遂引起死神的關注，一次又一次的拉扯，從樹上跌落、到罹患瘧疾，也許那可以視為命運多舛，可是那不也可以認為九死一生的幸運。然而面對死神的拔河，僥倖贏了兩次，並不代表可以高枕無憂，由樹、蚊，而至蛇，如此可愛的女孩最終卻逃不過綠曼巴蛇的襲擊。若說露絲・梅的存在是一種救贖，那麼露絲・梅的死亡，就是一場宣判。當她是救贖，每個人的心都與她緊密相連；當她被死神帶走，每個人的心也隨之破碎。剩下的人生，遂不得不再那樣的破碎裡掙扎著。蕾切爾如此，利婭如此，連在美國的奧利安娜與艾達都很清楚，內心最重要的一部份，遺留在非洲，甚至葬在露絲・梅身旁。
這是《毒木聖經》裡的角色，母親與四個女兒各自有其鮮明的性格，各自展演著他們對於生命的理解與價值。這些固然足以成就一部驚人的小說，然而或許小說更了不起的地方是那藏在細節裡的控訴與隱喻。小說以聖經之名，卻冠以「毒木」兩字，就立刻挑起讀者的好奇。尤其是篇章中，更以聖經的篇章為名，舉凡「創世紀」、「啟示錄」、「士師記」、「出埃及記」等等。篇章之名與小說內容的連結，更成了小說裡饒富趣味的一環。比如說，「創世紀」裡所談的正是普萊斯一家與非洲的首次遭逢；「出埃及記」則是意味著諸位女性如何擺脫原有的框架與角色，開展新的活著的可能。最讓人玩味的是小說為何以毒木為名，那其實是普萊斯在對剛果人佈道時總會高喊「耶穌是班加拉」。而班加拉是剛果語，其指稱珍貴之物，可是當發音稍有不同就是指「毒木」，其白色樹液含有劇毒。
「珍貴」還是「劇毒」，白人牧師堅信的珍貴，有否可能在剛果人眼裡其實是劇毒。西方世界的拯救，有否可能意味著傷害。誠如關於《毒木聖經》的描繪中所言：「一部『黑暗大陸』版《聖經》，一部以生態視角反思文明的重磅小說，既是飽滿細膩的家庭史詩，也是磅礴銳利的歷史寓言！」小說中所摻雜的歷史元素對比著小說人物的種種經歷，賦予了小說更深刻的意涵。
最值得一書的是，小說以五位被歷史與罪責俘虜的女性，輪流用第一人稱的視角敘述事件。不同個性、不同角色所聽、所見、所想，編織出事件的樣貌，那極其獨特的敘事結構，提醒著真相的壟斷其實是一種荒謬。然而當我們訝然於這五位女性究竟經歷了什麼，當我們下意識地想去釐清所謂的真實，是否我們陷溺在一種簡化的荒誕之中，是否我們透過緊抓的框架而意圖綁架我們所認為的看見。覺醒，如果因為悲劇，因為磨難。那麼透過小說的人物，我們能否說他們走出了救贖。亦或者所謂的覺醒，卻挾帶著仍然受困於外在的現實，是否吶不過是自己為是、甚或是自欺欺人的覺醒。果真如此，那文化呢？那小說中以女性角色所暗喻的非洲呢？
反覆思維的過程中，突然漸漸懂得書中一開始奧利安娜曾提及的：「我女兒會說：『瞧，母親，你根本沒有自己的生活。』她們根本就不懂。人能擁有的只有自己的生活。」延續這樣的觀點，也就能夠理解奧利安娜在破題時的陳述：「我們能談論的，只有我們所攜之物，以及我們所取之物。」然而，這何其困難。關於人生，我們究竟能擁有什麼？在得與失之間，我們經歷了什麼？當詮釋不斷地盤桓在心頭，也許我們害怕的是失去生命的主導權。於是我們不停地說，不停地談論，彷彿在那樣的過程裡，我們擁有了自己的生活。但是也許，擁有的早已擁有，只是我們從未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