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的總體經濟學家Xavier Gabaix ，在2010年初提出了一個挑戰傳統經濟學的觀點：個別大型企業的個體變化，能夠解釋很大一部分的總體經濟波動 。一粒沙可以改變一世界，一間公司可以影響一個武林，今天要介紹的便是這「粒度假說」(Granular Hypothesis)帶來的總體經濟學的典範轉移，該假說發表於2011年的文章：The Granular Origins of Aggregate Fluctuations。
以臺灣的脈絡來說，「粒度假說」得以用來描述跟預測「一間公司的武林」下的整體經濟的景氣變化。
進到正題前，來點暖身
在進到詳細的論述前，咱來先把大腦暖點身，因為等下要飆車。傳統經濟模型認為，由於經濟體中存在數百萬家企業，個別企業的隨機波動會在加總過程中相互抵消，最終只有影響所有企業的「總體衝擊」才能導致景氣循環 。
然而，Gabaix 的想法是，如果企業規模的分佈呈現「厚尾」(Fat-tailed) 狀態（即少數企業規模極大），這種抵消邏輯就會失效 。
在這種情況下，大型企業的個別波動不會被大數法則稀釋，而是會倒過頭成為總體波動的來源。
這就是所謂現今在哈佛大學相當普及的「粒度模型」，也成為許多貿易理論與總體模型的新典範，也是筆者在博一考總體經濟學時，必須倒背如流的考試內容。筆者猶記當時「背誦」相關理論時，有練到有如舞者一聽到音樂就肌肉自動到位的程度，看到相關希臘字母，便能夠把後面的均衡寫下來。
在以下的正文，顆粒論、粒度論、「顆粒」皆指Granular或Granularity，筆者將交互使用，按中文脈絡調整。
傳統的觀點：大數法則下，一粒沙不足掛齒
過去數十年來，總體經濟學家一直將經濟視為一片廣闊且平滑的大海。
個別的漣漪，諸如單一汽車製造商或特定科技巨頭的興衰，從總體觀點言之，將被認為微小到不足掛齒。
在這種「代表性廠商」（representative firm）的觀點下，數百萬個獨立的微觀衝擊會相互抵銷，因此只有像石油危機或央行政策這類巨大的「總體衝擊」（aggregate shocks），才能解釋經濟的起伏。
這背後的邏輯是大數法則(Law of Large Number）：從一經濟體試圖分散風險來看，假如廠商有N間，在傳統模型的觀點之下，單一間企業都是差不多大小相等的原子，每一間公司遇到的「隨機衝擊」，對於總體變化的影響，會隨著公司總數增加而互相抵銷。
特別是，如果廠商的生產力分布是「瘦尾」，如「常態分布」的話，單一公司的衰退速度，將√N而縮小，意即N的平方根的速度來衰退。
可以想成以臺灣1970年代約有一百萬間廠商來論，假如每間廠商的生產力變化量是大約5%的話（年成長或年衰退12%)，則總體的經濟起伏會有多大？大約是0.05%，這數字幾乎近於0。從這觀點來看，臺灣1970年代的任何景氣變化，都可以視為總體經濟環境使然，跟單一廠商的衰退或繁榮都無關。
Gabaix原文中的簡短證明
然而，這觀點對於今天臺灣的景氣循環可能幫助不大。比方說，台積電已成為地球上前幾大的企業，並佔據台股超過40%的市值，顯然不是一個「等閒份子」。那我們該如何來理解臺灣當前的景氣週期跟成長意義呢？甚至有人認為是「臺灣病」。
其實，類似的現像在發達經濟體幾乎是通一例，許多國家都有超級企業，像過去芬蘭的Nokia，荷蘭的ASML，南韓的三星與財閥更不用論，而美國S&P的上市企業亦有類似的分布。
這也催生了一個新的典範：粒度模型。
總體經濟學的粒度革命
在物理學裡，有一種東西叫「不可壓縮顆粒」(Incompressible Grains)，而Gabaix過去是唸物理學的，他以前在哈佛唸經濟博士時，便將這樣的比喻用來處理許多經濟體變成「一個人的武林」的局面。
他的核心見解在於，現代經濟並非由數百萬個大小相等的原子組成，而是由少數巨大的「微粒」所主導。這些顆粒難以忽視，並且會影響整個經濟體。
前述的「單一公司不重要」的邏輯，以白話來說，可以簡化成：如果企業的生產力分布呈常態分配，再根據「大數法則」，個別廠商所遇到的生產力衝擊，確實會在加總的過程中消失。
但如果企業規模其實遵循著「冪次法則」（power law）呢？比方說，讀者耳熟能詳的「80-20法則」，或「帕雷托分配」，便是一個特例。這意味著龍頭企業的影響力極其龐大，以至於它們的失足就足以影響整個國家的走向，或他們個體的成功，就足以使單一經濟體與總體指標脫勾。以美國為例，前 100 大企業的產值就佔了 GDP 的近三分之一。
當廠商生產力分配是「厚尾」的時候，單一公司影響力衰退的速度，就會遠遠慢於N的平方根，當尾巴夠厚，其衰退速度可以大致視為lnN分之一。
筆者模擬了兩種生產力分布下的衰退速度，可作比較：
單一企業之於總體經濟力影響，隨著企業數增加的衰退率。藍線是傳統的模型。橘線則是有Power Law下的衰退速度。
從兩條線就可以知道，藍色的線是傳統觀點，可以看到個體的影響力快速的隨著廠商的數量下降。然而，如果是「粒度觀點」，個體的影響力卻不容易隨著大數法則被抵銷掉。
為了驗證這一點，Gabaix建構了一個「微粒殘差」（granular residual）指標，用以衡量影響美國前 100 大企業的個別衝擊。他發現這些企業巨頭的個別表現，足以美國解釋總體產出成長變動的約三分之一。換言之，當美國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感冒時，美國經濟不只是打噴嚏，往往還會伴隨著可觀的發燒症狀。
新典範的啟發之一：一粒沙衝擊整個供應鏈
回到上述的大公司的例子，通常這些大公司都嵌入在龐大的供應鏈當中，像半導體的產業動相當複雜，ASML有上千名供應鏈廠商。
MIT的諾獎得主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與MIT電機系教授Asuman Ozdaglar率領的團隊，在從這個角度，將「粒度」論帶到了供應鏈去，並寫成了The Network Origin of Aggregate Fluctuations一文。
除此之外，Bernard Herskovic, Bryan Kelly, Hanno Lustig跟 Stijn Van Nieuwerburgh便進而把上述的「顆粒革命」邏輯套入到了供應鏈網路當中，發表於2020年的JPE上：Firm Volatility in Granular Networks。
類似的觀點也可以被納入到新凱因斯模型跟貨幣政策當中，畢業於哈佛大學並在芝加哥任教的Elisa Rubbo已發表的Networks, Phillips Curves, and Monetary Policy，便是一個例子。
除此之外，像是Hulten (1978), Baqaee and Farhi (2019)跟Baqaee and Farhi (2020)也在不同的脈絡下，發展出了一套有系統的處理個體衝擊對總體均衡影響的方法。
啟發之二：一間公司就可以影響美國通膨率
Santiago Alvarez-Blaser, Raphael Auer, Sarah M. Lein 跟Andrei A. Levchenko的「通膨顆粒論」，則進而相似的邏輯透用到理解美國通膨率當中，認為少數大企業的調整可能貢獻美國40%的通膨率變化。
啟發之三：一間公司就可以改變國家的比較優勢
另外，哈佛大學的國際經貿經濟學家（亦為克拉克獎得主)的Oleg itskhoki等人，也將顆粒觀點帶入了理解比較優勢，在Granular Comparative Advantage一文中，以法國資料為例，20%的出口強度主要是取決於單一公司的特質，跟總體環境無關，而在越依賴出口的產業，產業的顆粒度越會高。
啟發之四：一個人武林的風險--產業集中的確會有長期成長隱憂
Juan Llavador於2026年上教職市場的博士論文The Granular Drag on Growth，則利用瑞典的資料發現，當一個產業越來越集中少數產業，會使得這個產業遇到衰退時，經濟體難以重新調配資源到較有未來的產業。
換句話說，他從顆粒典範衍生出了一個蠻深入的問題：當一個產業越來越依賴一間超級企業，萬一這間企業運氣不好，同一個產業內又缺少了其他的「候補人選」，這產業就可能一夕之間從「一間公司的武林」變成「一個產業的黃昏」。
Llavador的模型技術相當有意思，為了要把這觀點說清楚，他把粒度假說再加上了連續時間模型跟隨機微積分，這些都是筆者在考資格考時必須倒背如流的工具，但筆者事先並未想到可以把這些工具結合在一起，並得到這樣的理論觀照。
從Llavador的模型來看，一個例子可能是財閥主導的南韓產業，在2000年以來於各個產業催枯拉朽，然而許多大財閥在面對產業不景時，難以調整並集中資源到較有展望的領域。另一個例子則是回到Llavador為文出發所關心的歐洲經濟體，歐洲經濟在過往越發集中到少數產業的大廠商時，其調整則較為困難。
啟發之五：南韓經濟奇蹟的本質
回到上述，筆者從工商普查資料來看，臺灣在戰後1970年到2000年代，似乎比較沒有一個人的武林的狀況，南韓則明顯益發集中在財閥上。
筆者的一位Coauthor，目前正在德州大學任教的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的Jaedo Choi的文章，"Superstars or Supervillains? Large Firms in the South Korean Growth Miracle"，便指出南韓經濟奇蹟，差不多就是大財閥們的武林，以「成長貢獻」來看，三星、LG、現代這幾間財閥的生產力增長，可茲解釋南韓過去經濟成長的五分之一，換言之，如果他們停止成長，南韓經濟也會陷入死水。
尾聲
臺灣過去幾年來，有許多媒體動不動就貼標籤言「臺灣病」，認為臺灣經濟高度集中一個產業，而這產業又集中於一間超級公司。從總體經濟學的「粒度論」帶來的新典範來看，我們無非可以有以下三個觀察，筆者以此作為結尾。
觀察一：現代的發達經濟體多半有超級公司，而且超級公司會在一國甚至全球供應鏈有不可忽視的地位，甚至會影響世界各國的總體指標。
從此觀察來看，這並非什麼「臺灣病」，不是說是「21世紀高科技資本主義的特徵」，因為高科技產業的型態，容易導致Power Law，便容易產生這種狀況，或許可稱為「高科技資本主義病」，或許較為適切。
觀察二：越是出口跟全球化，越是集中。
無論是從Acemoglu跟 Ozdaglar後續的供應鏈模型出發，或是從Oleg itskhoki等人的「粒度比較優勢」視角觀之，越是出口，越是箝入到全球化生產，這種高度集中到部份產業，或是容易產生這種狀況。事實上，不只是台積電，臺灣許多「隱形冠軍」也動不動就在自己的產業觸及了全世界六成到七成的市佔率，只是台積電的產業是地球上重中之重，在股市的市值跟地緣政治上，曾有「超級之超級」的情空。筆者曾讀到日本技術官僚1960年代內部文件，認為「半導體乃地球科技之食糧」，因而如是。
觀察三：耀陽高照，萬一跌倒？
而從Juan Llavador提出的「一個人武林的風險」的理論觀照，可能對歐洲經濟體為何陷入死水，有挺深入的洞見。當俄羅斯宜人的天然氣不再，中國高額補貼的勞力市場消失，美國消費市場不再以西方之名開放，老牌帝國的地緣優勢日漸凋零，許多歐洲各國的龍頭企業一時摸不著方向，則使得這些國家的經濟難以調整經濟體質。
針對上述的「高科技資本主義病」，臺灣該如何避免重蹈歐洲許多國家的「病入膏肓」，則是臺灣最重要的經濟課題。不過同樣的風險，臺灣過去幾年也持續經歷，在2000年後臺灣低成長的時代（那也是三星 vs 臺灣的時代），比多數發達經濟體都先經歷了不少陣痛，所謂「善敗者不亡」，我們可從過去學習不少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