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歡迎回到〈斯考方式〉，我是奧古斯丁。
這幾天是清明連假。打開社群軟體，動態瀑布分成兩派：一派是出國玩樂，另一派則是塞在國道上準備去掃墓，趁這個機會跟故人們更新一下近況。今年，我也有幾句話想對我外公說。
我非常感謝他當年對子孫教育的極度重視，正因為他打下的觀念基礎，我後來才有機會出國留學。但在我的記憶裡，外公生前，我似乎從來沒有親口對他說過一句「謝謝」。現在我也沒辦法親口跟他說謝謝了。
這種「來不及說出口」的遺憾，在我們現代人心中往往會演變成一種難以名狀的自責，甚至變成每年清明節的固定內耗。有太多當年沒說出口的話、沒做的事，現在我們卻無能為力，所以很難受。
日本當代禪學大師枡野俊明在《別動不動就自責》這本書裡，提到了一個比我的情況更極端，但也更常見的困境。
比如你的朋友Judy，她和父母大吵了一架，雙方還在冷戰、還沒來得及和好，父母就意外過世了。Judy陷入了極度的悲痛，瘋狂怪罪自己：「為什麼我沒有早點把話講開？為什麼我沒有跟他們和解？」
這看似是極端的情節，卻是許多家庭中隱密運作的真實狀態。面對這種死結，過往舊的認知只會給我們一句「你要放下」，但對我們現代人來說，那真的是一句絕對正確的空話，根本對於解決自責沒有幫助。
好消息是，針對自責這個情緒，科學家已經有了相當具體的結論。
首先，我們現代人必須建立的第一個關鍵認知是：「罪惡感」與「羞愧感」是不一樣的。
過往的認知當中，當我們討論到自責的時候，我們常常把這兩個詞混為一談。但在現代科學的顯微鏡下，它們驅動的行為模式完全不同。
當我們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傷害了別人，大腦的社交雷達會啟動，產生「罪惡感」。罪惡感是向外看的，它會驅使我們去買杯咖啡賠罪、去修復關係、去道歉、去做些彌補對方的事情，它的核心任務是「解決問題」。
而「羞愧感」則是向內看的自我評價。當羞愧感出現的時候，我是在批判自己：「我真是個糟糕的兒子」、「我真是個魯蛇，連這個都不會」，或者「我真是個笨蛋，這次又考砸了」。
再者，這裡有個值得注意的事情是，「羞愧感」其實並不是個壞東西。從演化心理學的角度來看，羞愧感其實是大腦裡一套非常重要的行為品質管理系統。它負責修正我們的行為參數，警告我們：「別做這件事，做了你會討厭你自己。」它確保了我們有底線，不會變成一個連自己都唾棄的混蛋，長大變成我們討厭的大人。對於追求精進的現代人來說，這種自我評價的情緒，絕對是優化決策的利器。
但問題出在，每一套好用的系統都有它的「適用範圍」。
當我們把「羞愧感」這套系統，用在「已經無法改變的過去」或是「不可控的他人情緒」上時，不但解決不了問題，反而製造問題。因為譴責自己如果沒辦法轉化成幫助別人，那譴責自己就是僅僅只是內耗。
我們回到Judy的例子。傳統的舊認知總是預設，一家人應該和解。但在真實的現代世界裡，事實是：即使是血脈相連的親生父母與子女，因為生長年代、價值觀的不同，對同一件事無法達成共識，這難道不是人類社會再自然不過的物理法則嗎？如果連晚上吃火鍋還是吃燒肉都常常無法達成共識了，到底為什麼我們會預設在更大更重要的選擇上，父母和子女的想法「必須」一致？況且，就算真的一致，這樣真的有比較好嗎？父母親會不會反而覺得子女太沒主見，太平庸了呢？這對父母如果有足夠的見識，他們反而會覺得那是他們更不希望看到的情況吧。
比如，Judy當初選擇離開老家，出國生活，這確實讓父母失落了，但她追求自己人生的決定本質上並沒有錯。Judy看到父母感到傷心，所以她很自責。
那麼，面對這些已經無法挽回的遺憾，我們現代人到底該怎麼正確處理？
掃墓，其實是很好的沉澱和反思的機會。可能有些人把掃墓和祭祖視為是一種儀式性的活動，沒有太多本質上的意義，更別說對於未來的自己和這個世界，有什麼實質的幫助。特別是在今天，不婚不生的人越來越多，寵物就是自己的小孩，這個時代再談祭祖掃墓，感覺有點像是活在時空膠囊。
但枡野俊明在《別動不動就自責》這本書中提供了一個觀點，他說：只要在世的人心中仍保有與故人的對話，即使肉體消失，故人依然活在我們心裡。按照我的理解，這是把掃墓當成是在大腦裡面做了個模擬器，把故人的觀點，在自己的大腦裡演練模擬幾遍，讓故人成為我們的思想董事會的成員。
當一個人去掃墓，或只是靜靜地在心底與故人對話時，他其實是在調用故人生前的智慧與價值觀數據。我們向他們傾訴煩惱，在心裡問：「如果是你，你會怎麼做？」透過這樣的對話，我們可以依循過往成功的方法，當作是好的數據，來優化我們未來的行為。帶著一份罪惡感，我們可以做的，是透過故人的視角，思考如何讓自己和其他在世的人，過得更好。
而也許，這也是故人更希望看到的改變。
〈斯考方式〉，祝你每天都在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