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專題｜《小偷家族》：回歸舒適圈？或再一次昇華？——談是枝裕和的「變」與「不變」

在第 70 屆坎城影展現場，電影《小偷家族》讓載譽當今世界影壇的日本導演是枝裕和，首次拿下最高榮譽金棕櫚獎。評審團主席凱特．布蘭琪（Cate Blanchett）在記者會上表示，不論在表演、導演、場面調度或攝影上，《小偷家族》皆是一部相當傑出的電影。給獎的本身是評審的共識，而是枝裕和注入關於愛與犯罪的雙重羈絆，甚至以家庭角落牽連起日本社會整體，這份滿溢的關懷情緒，更是擊中每一位觀者的內心。

以日本真實社會事件為啟發的《小偷家族》，故事背景設定在高樓林立的東京都會，有一間不合時宜的破舊平房，裡頭住著年邁的母親初枝（樹木希林飾演）、治太（Lily Franky 飾演）與信代（安藤櫻飾演）夫婦，以及他們的兒子祥太（城檜吏飾演），還有信代的妹妹亞紀（松岡茉優飾演）。沒有穩定經濟收入的他們，僅能靠著老人年金過活，偶爾順手牽羊貼補家用，但即便生活困苦，這家人依然快樂地過生活。

某個寒冷冬天，剛「上工完」準備回家慶祝的治太父子，偶然發現一處大樓的邊角躲著無家可歸、渾身是傷的女孩由里（佐佐木光結飾演），出於善意的治太決定將由里帶回家中，信代更將這個女孩當作自己的孩子扶養。隨著起初陌生的由里，越來越適應這貧困潦倒的生活，卻因為一件意外發生，讓原本融洽的家庭開始分崩離析。隱藏在各人心中的秘密，也一一被揭開。

重探社會底層：集大成之作的「小偷」巧思

《小偷家族》所呈現的「熟悉」，會被視為是枝裕和的集大成之作。影片第一顆鏡頭即擺落在孩童特寫上，蓬鬆頭髮、倔強眼神，年僅 11 歲的城檜吏讓人想起 2004 年奪下坎城最佳男演員的柳樂優彌，展現出《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的神韻。

從一場父子聯手偷竊為始，觀眾如同被帶回家中的由里，跟隨兩人深入宛若《橫山家之味》的家庭內部和樂。隨著祕密意外被揭開，家庭瀕臨分散，故事也轉向探討《我的意外爸爸》養育／血脈的親緣之別。是枝裕和拾起過往作品元素，續以擅長描繪的家庭關係再次重探社會底層，勾勒出既溫柔又殘酷的日本現況。

然而，《小偷家族》卻與是枝裕和近十多年來的作品有些區別。不同於過往直接破題，電影並沒有一開始就向觀眾點明主題方向，它不像《無人知曉》單純聚焦獨立生活的小孩群體，也並非如《意外爸爸》隨即展開爭子的親緣辯證。我們初初僅能看見一個家庭是如何維持生計，雖身處窮困，仍舊能滿足現狀，笑顏珍惜彼此齊聚的歡樂時光。

這也是是枝裕和的創作初衷：「我不再是簡單地描述一個社會階層較低的貧窮家庭，而是選擇從另一種溫暖角度，來照亮一家人齊聚的溫馨時光」。多數時候，窮困潦倒被賦予的情緒是「慘」，正因為「有多慘」，才可以更凸顯角色陷入多大的困境中，也滿足觀眾對底層的獵奇窺探。久而久之，骯髒、墮落、消極、壞人等等負面詞彙，都成為這群人身處社會底層世界的當然標籤。

但真實的「小偷家族」是如此邪惡的壞人嗎？是枝裕和反其道而行，選擇另一種說故事的手法。當「慘」不再是被賣弄的工具，反藉由一個善意的選擇（伸出援手幫助由里），撕下外界對「小偷」棄如敝屣的標籤，接納底層未被正視的良善光輝。這也正點出電影最主要，也是是枝裕和最關切的視角——終究不是觀眾如何看待他們的日常，而是這個社會以怎樣的眼光，去評價這個「受懲罰」的家庭。

「家族」的重新解構：無人知曉的家庭和樂

是枝裕和曾在其著作《我在拍電影時思考的事》，談到有人質疑《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未對角色做出道德性的批判，他認為電影不是用來審判人的，導演既不是神也不是法官。「壞蛋或許是用來讓故事（世界）變得比較容易理解，但是否可以讓觀衆將這個電影當成自己的問題帶回日常生活中呢？」至今他仍期盼著看電影的人回到日常時，對原先生活的看法能有所改變，成為改掉用批判性眼光看待社會的契機。

《小偷家族》其創作靈感亦參考了日本導演大島渚於 1969 年所拍攝的《少年》。同樣將轟動日本之新聞事件搬上大銀幕的《少年》，故事同樣講述一個家庭，父親要求孩子與孩子的繼母，製造假車禍來賺取賠償。隨著少年在北海道讓一位少女受車禍受傷，他心中泛起悔意，抗拒家庭的同時產生自殺念頭。但《小偷家族》不再只是少年的成長，和自我與家庭的拉扯，是枝裕和融合所有，回望社會，再回歸到一個家的本體。

什麼是「家」？什麼又何以「成家」？這是《小偷家族》奠基的主題。儘管「家庭」是是枝裕和最擅長的題材，從《橫山家之味》三代同堂的妙趣橫生，《海街日記》以父親缺席串起陌生姊妹的情誼，或在《比海還深》的屋簷下探問未來、冰釋父子與婆媳間的關係，皆是如此，但《小偷家族》又多了一份來自外界和內部的事實差異，藉此呈現生活的兩面性。

隨著電影進展，觀者眼見由里融入柴田一家後的變化，原本苦悶憂愁的她，漸漸散發出以往未曾有的笑容，那一抹心底的安逸，所反映的絕非新聞所渲染的綁架之惡；但是當警方介入盤問祥太，所關心的又不是家庭如何「友善」對待他，而是一開始就以看待「竊賊」的眼光，否決一切人性本善的可能。另一方面，由里未說出口的傷痕秘密，和總是掛在嘴邊的「對不起」，更揭露出她害怕做錯事挨打的陰影，及原生家庭未盡養育的職責。

然而，因為道德規範、以及太過直觀的善惡準則，新聞及公權力隨之決定了孰好孰壞，更讓大眾時常將「幸福」的資格歸屬於「表面上」的善者。當我們循著風向指責、批判，是枝裕和卻以內部家庭的融洽點醒世人：或許我們從未能看清楚真相「內裏」，那無人知曉的家庭和樂。

未說出口的親情：「謝謝」與「父親」

而讓《小偷家族》更「揪心」的關鍵，是通過「親緣」再次刻劃角色間「信任」與「秘密」的互動關係。雖然之前的《我的意外爸爸》已透過非親生的親情，來探述父子間不可抹滅的情愫，然而圍繞在相同主題的《小偷家族》與《意外爸爸》的直接明言不同，選擇了以「不語」加深這一層家庭式的秘密關係。

片中，「謝謝」與「父親」這兩個詞彙，無疑乘載了電影的親情殺傷力，是角色未親口讓對方知道的「感謝」。首先，當一家人於海灘嬉戲，觀眾透過樹木希林的視角，看見大家歡樂起跳的背影，而身後的她默默說了一句「謝謝」，並用手撥著沙子，暗示自己的時日將盡，也感恩這些年來陪伴她走過的「家人」們。

至於那句「父親」，始終貫穿在電影之中，從開場觀眾以為治太與祥太是一對父子，漸漸地當治太試圖誘導祥太叫他「父親」，我們對這段親情的認知也發生了化學變化——原來他們並非直系血親，但眼前看似歡樂且緊密的情感，背後埋藏的秘密，依然未被述說。

於是，當祥太無法再承受自己於家中被寵愛的地位，漸漸被新成員由里所取代，而由里也愈來愈熟悉一切偷竊模式，在最後一次偷竊行動中，祥太選擇故意被抓，讓家庭秘密公諸於世——拆穿治太夫婦曾因情失手殺人，揭開奶奶接回孫女同住、只是為了領取老人年金；另一方面，電影更終於揭示祥太當年一如由里，也是被治太接回家中照顧的。更甚者，祥太這個被重新命名的名字（由里也同樣是新家庭給予的名字），更原是治太的本名。

即使有「陌生」到「熟悉」的鋪陳，以及「父子同名」的傳承，是枝裕和仍進一步用事件的「故意」與「存心」來動搖這份「非普通親情」的堅貞。但事實是，治太夫婦未曾責怪過祥太的選擇，甚至讓祥太知道自己的身世，「放手」讓他尋找自己的生父生母。這與《意外爸爸》不再相同，當選擇權從父親回到兒子手上，成人不再有主動權，而是真正回到孩童視角，交給他們選擇「親生父母」或「養育之恩」的權力。

結尾處，當安藤櫻坐在鏡子的另一端，鏡頭特寫她真摯動人的演技，如同《第三次殺人》般，是枝裕和再次讓鏡子的兩面既是自由與拘束的劃分象徵，又同時是可以向彼此真誠吐露的空間。在那裏，我們感受到的不再是一間犯罪收容所的冰冷，而是一個家人團聚時刻的暖意。

為求溫飽的偷竊，無法取代的同住屋簷下之情，《小偷家族》結合犯罪與愛，隱約勾出社會角落的疼痛現實，讓這一底層困境雖有動人親情，也體現最殘酷的溫柔。尾段，當祥太做出他的選擇，車窗外是追逐公車不捨的（曾經的）父親，他雖未撇頭看最後一眼，卻輕聲留下一句「父親」。不僅為這段父子關係締下深刻印記，也為《小偷家族》淬煉出最強烈的家族記憶。

宛如走路的速度：真正的生活來自於日常

許多人都視拿獎為人生的「巔峰」，但對此，是枝裕和在訪談中否認了。他害羞地提起自己的「巔峰」，是來自 4 歲剛上幼稚園的女兒：「在一個星期日的上午，我送她去上鋼琴課，我們倆手拉著手，在路口等紅綠燈，她突然抬頭看著我，非常認真地問：『我以後是不能嫁給爸爸的，對嗎？』我當時回答她，『不行啊，雖然很遺憾，但真的不行啊。』」

這麼說著的是枝裕和，差點感動落淚，這個看似日常的閒話，卻是這位導演最銘記在心的人生瞬間。正因為「真正的生活來自於日常」，才讓是枝裕和深具一種魔力，能將虛構的戲劇影像，轉化為貼近生活的真實片段。

曾經，在高曉松主持的節目《曉說》中，受女兒影響的中國導演馮小剛，以只起波湧的深水炸彈作比喻，評價是枝裕和的電影。他說：「表面上是流水帳，實際卻是最日常的生活。看上去波瀾不驚，但看完的時候你就覺得，心裡會被這個的『湧』勁給漾了一下；不過，它卻是暖的，而且是很有人味的。」

或許也就是這顆「深水炸彈」所帶來的心底震撼，讓是枝裕和的作品每每擁有極大的後座力。簡單一句話、一次悠閒散步、或一家人同樣愛吃的食物，看似稀鬆平常的生活細節，透過是枝的細膩觀察，重鑄成一把把解開心門的關鍵鑰匙。

從《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到《小偷家族》，也從柳樂優彌到城檜吏，是枝裕和的電影以宛如走路的速度，不僅步步趨於成熟，也隨著男孩們一起長大成人。而從過往家庭題材的「不變」，到今次加入社會外界的「變」，《小偷家族》讓是枝裕和不只是回歸舒適圈，還進一步連結起家庭與社會的內／外關係，再一次昇華了作品的價值。

（全文劇照提供：采昌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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