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長選舉辯論中遺失的青創政策

昨天看完了兩位候選人精彩的交鋒，覺得很可惜的一點是兩位候選人針對經濟方面交鋒雖多，也有引進產業的想法，但對於青年創業政策的部分幾乎都沒有提到，由於前幾天開始認真的考量設立公司的各項資源與要件，對於現況做了初步的盤整，茲以此文作為基礎，希望可以引起更多討論與想法。

這個命題其實應該要先問你要創的業是什麼？以英文的詞彙來說，創業其實可以細分為startup / small business兩大路線，small business(SMB)就是一般我們說的中小企業，個體戶經營的商業行為也在此範疇，startup則是有截然不同的定義與財務模型，由於中文詞彙的模糊性往往會使得在制定政策或是設定創業計畫的時候在這邊犯錯，根據YC創辦人Paul Graham採取的定義，startup=growth，也就是所謂的startup要具備能夠擴張(scalable)與成長的條件，要解釋擴張會需要花上一整篇文章的篇幅，從不能擴張來解釋或許會比較容易：簡單來說，像是賣雞排，就屬於不容易成長的模式，如果要成長的話，必須發展的技術核心往往不是炸雞排本身，而是對於原物料，例如炸油、裹粉或是設備的供應掌控，透過連鎖體系發展；然而即使在市場與營業額上面產生擴張，炸雞排本身的技術產生的擴張性是有限的，相較於資料科學技術來說，你很難每天推出新的炸雞排技術到市場上測試不同的技術價值產生的商業回報，而這對資訊技術來說是相對容易的，因此在透過技術創造價值的先天性質上就有明顯的差異性存在。

搞清楚這兩件事情的差異之後才能來探討目前在高雄創業的優勢、劣勢、機會與挑戰在哪裡。過去數年來高雄市政的重心多放在文創與旅遊上面，結果看起來似乎並不是很得人心，其實就跟上面所提的事情有關，由於文創本身屬於small business的產業，而且產品往往屬於高度可替代性的完全競爭產品，因此其資本報酬幅度往往小於五倍，通常都在兩倍以內，相較於資訊科技產業雖然風險高，但是不乏千倍以上資本報酬的個案來說，相對就很難創造產業亮點，因此在制定政策的時候必須充分的以資本運作的角度來思考，才能創造有效的政績，這或許是過去執政者在思考政策的時候欠缺的角度，主要因素應該跟台灣過去產業發展的歷史都是以複製產業為主，鮮少有真正startup的經驗，所以產業裡面對於如何從零到一的經驗也很貧乏，即使到今日的市長選舉，也可以看得出來對於產業政策的方向還是停留在引進完全競爭型的大資本產業為主，而不是以能夠產生利基的startup為主，跟新加坡或是愛沙尼亞的政策相比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出這個差異性。

以目前的產業政策來說，在高雄設立公司有幾項資源可以考慮：

上述的整理或許還有許多缺失的地方，但相較於台北有台北市產發補助，提供創業補助最高100萬元、 創新育成補助最高300萬元、 品牌建立補助最高500萬元這三大誘因來說，高雄的市政計畫裡面目前在新創的資源安排顯然是落後了幾步。

從辯論會中還在談「貨賣得出去，人進得來」這樣的概念說明了候選人對於產業的思維還停留在製造業的模式裡面，不可諱言高雄或是台灣的經濟型態還是以製造與生產為主，然而這種思維映射的或許是候選人對於「羊毛出在狗身上，豬來買單」這種數位經濟型態的模式並不是很熟悉，也可以想見未來產業政策的方向還是會以低毛利、高產值的產業為主，能夠在短期內創造明顯的GDP成長，但對人民生活的改善感受恐怕有限。

事實上數位經濟型態的高附加價值在歐盟通過GDPR之後許多被忽略的外部社會成本也漸漸的將衝擊這個產業型態的獲利水平，但與傳統製造業相比，沒有時空限制的數位經濟產業在毛利與單位時間產出上的可擴張性還是良好許多，從我台大電機系的同學畢業後有很大比例都跑去矽谷當軟體工程師而非加入工時長的硬體公司或可為此明證。

以陳其邁11月12日的青創座談所提出的概念而言，活化資金、設立單一窗口、建立共同工作空間等等基本上是大家都想得到的方向，這些點在韓國瑜的與青年對談裡面也有出現，差別在於有沒有透過市府募集100億資金的目標，此部份已有一些文章討論，不再贅述。同樣要回歸到文首所提的問題，如果想要扶植的是small business，降低貸款條件或是活化資金、建立共同工作空間等等都是很正常的選項，然而卻不一定能夠滿足startup所需的生存條件，這邊會推薦愛沙尼亞政府所推出的口號：「成為獨角獸的搖籃！」

愛沙尼亞政府為了這個目標，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包含電子公民身分、國家級的開放資料API系統、設立專責的CIO(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稅務優惠等，我認為都是對於創業家非常有感的政策，其中設立專職的CIO這部份我認為影響最大，就如同韓國瑜認為應該要找英文好的人來擔任文化局長一樣，政府設立CIO的角色也應該要找熟悉程式語言與資訊創業的人才能適得其所，當年因為有Taavi Kotka打下的基礎，讓愛沙尼亞定下了非常明確而有感的政策與目標，而能夠推出一系列吸引世界各地創業者蜂擁而來的成果，其中最有名的當屬已經擁有千萬用戶等級的Taxify；另外將課稅的範圍移動至董事會的分潤取代營業收入也是可以促使新創公司投入更多資源於長線技術與市場開發的好伎倆。

以高雄當前的情況來說，與台北相比，最大的劣勢在於高等教育的流動模式，高雄出身最頂尖的青年往往都是北漂去台北唸書，台清交成陽明政大等明星大學，大約吸引了雄中雄女約65%左右的畢業生，剩下留在高雄的比例應該不到20%。以人才投資的流動而言，這些早年在高雄接受稅務補貼優惠教育的青年畢業之後幾乎都留在台北或是新竹就學、研究、就業或是創業，由於頂尖的研究機構相對稀少，因此也連帶使得高附加價值產業的比例少。舉例來說，如果找資料科學相關的工作，在104上面搜尋，高雄的職缺會是食品品保人員或是資料庫管理之類的職缺，幾乎沒有月薪超過八萬的機會；而台北有許多資訊公司開出的職缺月薪都超過十萬。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即使提供了大量的創業獎勵或是稅務優惠，也很難催生出真正具有擴張潛力的公司與產業，因此效法新加坡採取「監理沙盒」的方式吸引具有新技術的公司進駐可能是一個有效的解方。

所謂「監理沙盒」即是在一個風險規模可控的環境下，針對相關業務、或遊走在法規模糊地帶的新創業者，在主管機關監理之下的一個實驗場所，讓業者盡情測試創新的產品、服務乃至於商業模式，並暫時享有法規的豁免與指導，並與監管者高度互動、密切協作，共同解決在測試過程中所發現或產生的監理與法制面議題。（引用自理財網文章）

台灣俗稱監理沙盒的《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及相關子法在107年4月30已經通過，可能是世界上第一個大陸法系納入沙盒條例的案例（引用自上報讀者投書），而對於新創來說，自駕車、智慧醫療類的題材都是商業運作在法律面風險偏高的領域，如果能夠在推動新創政策的環節當中，搭配更有系統的沙盒機制，讓許多新的技術創意可以在高雄作為實驗場域，不用擔心被抓去關，同時可以跟先進國家的法規調整進行逐漸同步，是有機會可以吸引到更多高新技術的一條途徑，然而吸引高新技術人才進來之後，後續的天使投資與價值投資生態系又是更需要費力氣才能達成的挑戰。

矽谷的天使投資與價值投資事實上不是因為政策而形成，最主要的原因是來自於半導體產業與HP的車庫型塑的文化價值體系，由於許多科學研究者在開拓產業的過程裡面賺到非常豐厚的報酬，因而能夠理解科技創新帶來的價值，進而願意承擔早期投入的風險與損失，而能夠收穫百倍或是千倍以上的長期價值報酬，而非短期的財務回收。這點與政策制定者最大的立場不同點在於其回報期(payoff)通常設定在六到八年，以政務官四年需要選舉一次的立場而言未必能夠享受到其成果，因此以台灣現存的政策而言，制定了許多早期的天使投資方案，但在中長期的價值型投資鍊資源還是相當缺乏，比較有實力的新創公司往往也會傾向取得國外的資源例如紅杉創投，對於品牌也比較有加分效果。

此部份需要更深入的對創投生態系做研究與探討才能夠制定合宜的方針，我才疏學淺能夠說明的也有限，但看過愛沙尼亞、以色列、智利的實際情況之後覺得也不是不可能做到，希望未來能夠有機會聽到在此部分政策更加細緻的思考與討論，公開的討論與思辨或許可說是促進進步的希望，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