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5-10|閱讀時間 ‧ 約 8 分鐘

讀Guy Deutscher《小心，別踩到我北方的腳！—換個語言，世界就不一樣？》

Guy Deutscher著，王年愷譯：《小心，別踩到我北方的腳！——換個語言，世界就不一樣？》，臺北：貓頭鷹出版，2013年。

2021年5月9日讀畢

《小心，別踩到我北方的腳！—換個語言，世界就不一樣？》封面（圖片摘自城邦讀書花園）

1. 幾日前在書店看到一本名為《換了語言，就換了腦袋：從荷馬史詩到達爾文，語言如何影響我們的思想、行為與認知》的書，對此頗感興趣。後來發現該書是新版，舊版是為《小心，別踩到我北方的腳！——換個語言，世界就不一樣？》。然後就在圖書館找到此書。

2. 從前看翻譯的書，都總是對譯者的中文不以為然，認為他們所譯的中文不夠典雅純正。可是自從看過了關詩佩的《譯者與學者》，從而間接地知道了翻譯研究所為何事後，就更懂得體會譯者花費的心血了。以此書為例，Guy Deutscher虛構了一段出現在某本十八世紀的古書中的文字。王年愷則將這段文字譯得帶有文言文風格，譬如：

東主察余茫然難解，顫指道寓言之旨：「飛瑰玫鳥，慎勿混淆！」余曰：「此余不為也」。（23頁）

王愷年似乎想透過文言文這種較陳舊的語言形式來表達這本來自十八世紀的古書所具有的陳年氣息。我更由此想到，在英文原著之中，這段文字又會是如何呢？

3. Guy Deutscher極具幽默感，以下略舉兩例。書中提及不少歐洲語言的性別標示和人類實際的生理性別經常錯置，如：

希臘語𥚃「女孩」這個字（korítsi）就跟你想的一樣，是中性的；但如果你說的是一位豐滿的漂亮女子，你就是加上 -aros這個字尾，最後得到korítsaros「豐滿女孩」一字，而且這個字是⋯⋯陽性的。（217頁）

在亞馬遜叢林裏的馬策斯語（Matsés）裏，動詞具有「實據性」的系統。在實據性的系統之中，同一個動詞會因為我所說的是憑個人經歷、從證據推論、臆測、從第三方打聽得到而有所不同。舉例而言：

如果你問一位馬策斯人他有幾位妻子，除非他在當下看得到他所有的妻子，否則他會用過去式回答，說的會是類近daëd ikoʂh，「兩位，曾經有（近期個人直觀）」的話。他這樣說，等於是在說，「我上次檢查的時候，有兩位」。畢竟，由於他的妻子不在場，他沒辦法完全確認其中一位是不是突然死掉了，或是跟另一位男的跑掉了，就算他明明五分鐘前才看到她們；因此，他沒辦法將這件事視為現在式的確切事實。（頁166-167）

4. 作者指出我們有時以為語言會窒礙了個人的思維，乃至社會的文化，但語言的影響並沒有想像中大。以說馬策斯語為例，雖然這種語言的動詞形態可以反映說話有何根據，可是馬策斯語的人並不可以因而指出說英語的人並不懂區別甚麼是自身經歷，甚麼是從證據推論。英語亦有不同手段來區分自身經歷等。我想到這即如上述korítsaros一詞。即使此詞於文法中是為陽性，但說話的人其實也會知道自己所說的人並非生理上的男性。

5. 雖然如此，但Guy Deutscher指出語言對人類始終造成一定影響。書中舉出三個範疇，一個是對顏色的認知，一個是對方位的判斷，一個是對事物的聯想。

6. 書中有大量幅篇提及顏色與語言之間的關係。其中一段我認為頗有意思：

（⋯⋯）我也很難想像藍色跟黑色之所以是不一樣的顏色，完全是因為我們自身的文化背景使然。我們最深層的直覺、最心底的感受都告訴我們，藍色和黑色根本就是不一樣的顏色，就像綠色和藍色一樣；反之，深藍和蔚藍根本就是同一種顏色的不同色調。（78-79頁）

作者補充俄語中深藍色和淺藍色分別作siniy和goluboy，但這並不表示只有俄語的人才看得到深藍色和淺藍色的差異。Guy Deutscher所指的固然是英文的情況。透過王愷年的漢語翻譯，我們也能發現漢語中深藍色和淺藍色都是「藍色」，情況而英語一致。書中還提及不少實驗，指出語言並不會讓我們看不見某種顏色，但語言會介入我們對顏色的判斷、區分。

7. 此外，書中提及在澳洲的辜古依密語（Guugu Yimithirr）裏僅採用地理方位系統。相對而言，英語（漢語亦然）兼用地理方位系統和自我中心方位系統。自我中心方位系統即是指語言中用採用前、後、左、右，每一次說話者改變面向時，前、後、左、右的實際所指其實都有變化。地理方位系統可以以自然世界作為坐標，譬如辜古依密語以東南西北指示方向。換言之，說漢語的人會說「我的右方有一棵樹」，然後轉身面向該樹時，便會改說成「我的前方有一棵樹」。說辜古依密語的人則不會如此。無論他是面向，還是背向該樹，他也只會說：「我的東方有一棵樹。」

8. 辜古依密語影響了說話者的「方向感」。首先，說辜古依密語的人必須從小培養方向感，否則的話他們說不了話。他們因而能夠隨時隨地判斷方向。其次，他們的記憶中因而儲存了「方向」。譬如某個漁夫的船反了，他還清楚記得他從船的西面跳水逃生。兩年之後，他依然說自己從西面跳進海裏。最後，亦是我覺得最有意思的，便是對事物判斷。

9. 假設我們在一條由南至北的走廊上走着。走廊的盡頭有兩間房間，左邊的是房間甲，右邊的是房間乙。我們先走進房間甲，首先看見房間由左至右放了一盆花、一缸魚、一部洗衣機。然後我們再走進房間乙，發現擺設相同，也是由左至右放了一盆花、一缸魚、一部洗衣機。不過，這是我們漢語經常採用自我中心方位的結果。以下我們從說辜古依密語的人角度看待這件事。

10. 假設我們在一條由南至北的走廊上走着。走廊的盡頭有兩間房間，西邊的是房間甲，東邊的是房間乙。我們先走進房間甲，首先看見房間由南至北放了一盆花、一缸魚、一部洗衣機。然後我們再走進房間乙，卻發現擺設剛好相反，由北至南放了一盆花、一缸魚、一部洗衣機。

11. 以上（9）和（10）差異的成因，乃在於自我中心方位會無視房間旋轉，因為觀察者亦作出相同角度的旋轉，兩者會抵消了。可是採用地理方位的話，說話人將自己置於不變的羅盤方位之中，所以就不會抵消房間旋轉。

12. 書中又有以下一段說話：

當然，說到這些謬論，一定得提到歐威爾的小說《一九八四》；小說𥚃的統治者十分相信語言的力量，甚至認為只要從語言中消除所有反抗的詞𢑥，就能完全消弭政治上的異議。「到最後我們會讓思想犯罪變得完全不可能，因為沒有字𢑥可以用來傳達思想犯罪。」但是，我們何不繼續下去？何不消除「貪婪」一詞，快速解決世界問題，或是消去「疼痛」，讓我們不必再花幾十億去購買普拿痛，或是乾脆把「死亡」這兩個字丟掉，讓全世界的人立刻得到永生？（161頁）

看完這段文字，我才發現自己一直把《一九八四》所說的新語奉為圭臬，卻沒從沒有細想George Orwell所說的是否確切。Guy Deutscher認為我們並非完全受限於語言。即使古巴比倫人的「罪」與「罰」是同一個字（arnum），仍無阻他們為各樣的罪行訂下不同的罰則。關於語言和認知的關係，值得我再追究下去。

13. 馮睎乾撰有〈中文令人腦殘？〉一文。該文之中總讓我覺得馮睎乾亦曾看此書。馮氏之文所針對的是當下香港對語言文化的反思。雖然《小心，別踩到我北方的腳！——換個語言，世界就不一樣？》所關注的並非香港，其中所論多是其他語言，但卻能為我們從更大的視野，更遠的距離去審視自身。

寫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日

Sigmund null on Unsplash

以上提到的馮睎乾〈中文令人腦殘？〉一文：

中文令人腦殘？- 馮睎乾｜蘋果日報

某意見領袖忽然譴責中文，說「中國文化無法衍生真正的哲學和法治」，是因為「中文有大量詞彙定義說不清楚」，「方塊漢字的結構，妨礙了中國人的哲學思考」，導致「中國人缺乏邏輯思維」云云。哈，如果他說得對，何苦委屈自己用中文寫作？中國文化沒衍生法治，是事實，但講邏輯的人決不會歸咎中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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