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演性」(performative)策展型態是策展人瑪麗亞.林德(Maria Lind)描述從九零年代後興起的展演實踐,既是林德策展風格,也反映「巴德學院」(Bard Collage)「策展研究中心」(center for curatorial study)相關課程。操演性策展指涉特定展覽凡事強調動態過程的活動,同時以特定機能化場所取代畫廊空間展示藝術作品的固定方式。這種移置(replacement)機制關係現於以辦公室、電影院、問卷、調查、發表會、招募…等組織作品的展演方式。作為創造推動展演的實驗構想、想法與技術,企圖超越策展行為僅僅是人事組織、管理,以及資金募集等操作面向形成的固有角色。通過動態的交流和社會關係的改變,作為策展本質實踐的反映,經由調動作品主導展演界線,映照出新的公共層次秩序,這不光試圖重新劃分藝術與生活之間界線,以及積極地整構觀眾視角,更是在專業上重新配置策展人和藝術家之間的關係。
藝術是一場遊戲
「操演性策展」同時反映在九零年代由策展人尼可拉.布西歐(Nicolas Bourriaud)宣稱「關係美學」(relational aesthetics)之藝術創作,例如提爾芬尼亞(Rirkrit Tiravanija)在紐約303 畫廊的作品《無題(自由)》(Untitled:Free, 1992)。他利用畫廊空間作為藝術家烹飪及分享食物的場所。這類作品以「設局」模式重新調度藝術家、作品與觀眾之間關係,如同布西歐宣稱:「藝術是一場遊戲[1]」。作品計畫在不同遊戲規則下塑造彼此不同情境,並藉著與觀眾合作、參與、討論過程,以及調動展演地點與拓樸關係,從展覽內部重新操演展演方法以實現藝術作品本身。策展人與藝術史學家歐布希特(Hans-Ulrich Obrist)及范黛琳(Barbara van der Linden)共同策畫《實驗室》(Laboratorium, 1999)一展,出現許多與作品及展演主題有動態關係的展陳設施,彰顯以不同「實驗」為名的作品純粹狀態。之後更有《烏托邦站》(Utopia Station, 2003)這樣採取海報、戶外表演、教育行動…等途徑的展覽。這些策展人重新檢驗展演作為公眾媒介的課題。受邀藝術家必須遵守策展人方針,將藝術家工作/作品視為與觀眾互動的媒介,彈性擴張作品之餘,有機地界定藝術實踐有效性,更在不同都會空間進行各式各樣的介入,如《移動的城市》(Cities on the Move, 1997-),以及以教育活動為主的第三屆廣州三年展《與後殖民說再見》(Farewell to Post Colonialism, 2008)。操演性策展指定新的展演機構關係,將策展作為一種操演方式。2005年,策展人霍夫曼(Jens Hoffmann)提出三個版本的展覽《下個文件展必須讓藝術家策展》(The Next Documenta Should be Curated by an Artist),要求藝術家以展演反思藝術家與策展人之間關係。更重要的是,藝術家為了想像展覽與作品,概念性回應創作者逾越自身工作/作品的命題,以及生產藝術作品的動機。藝術家在此角色迎向策展人的「去專業化」,呼應藝術家作品作為展覽組件。霍夫曼認為當代藝術家必須與策展人位置抗衡,經由藝術與相關論述的界定作為策展實踐,並提出對於擁有意義者位置的批判。
如同性別是特定時空場景的組合,操演性策展往往必須設想在地脈絡與特殊性、地方經濟與文化成因、特定結構與社會行為規範…等。就此而言,展覽規劃、意義、樣態形同社會軌跡。此外,操演性展演通常重新發展觀眾關係,強調參與習慣的改變以形成一非常態展演。這一策展行徑回應展覽本身歷史及問題,形式往往不是作品的集結,而是議題呈現。如藝術家伊文斯(Chris Evan)在紐約、倫敦及台灣…等地藝術學院舉辦《警察談話》(Cop Talk, 2005-)[5],邀請警界代表在年輕學子面前進行警察招募說明會,以此解釋「客觀反諷」(objective irony)情境:1)講究制式的警察絕不會到追求自由的藝術大學進行招募;2)相對警校生畢業後全投入警界,僅少數藝術系所畢業生從事藝術創作。這個在學院與業界之間生產關係以及藝術系統的操作,因這操演性計畫付諸實現。反諷(irony)是操演性策展成為策展機制介入的普遍語境,同時存在建言(正面)與批評(反話)。這一諷喻的特定修辭方式,不但回應「展演機制」與評論「藝術系統」,也是產、官、學規訓的愉悅/逾越,更是在一個任何形式都有可能成為展演的今天,被動觀眾轉向主動的另一種思考。另外一個例子, 是塞庫拉的《學校即工廠》(School Is Factory), 使用攝影小說的方式他與學生共同美國教育體制中,種種因為種族、性別、經濟問題上的不公,尤其是反應在藝術教育以及技職體系的偏差待遇, 作為國家生產意識形態的工具。
[1] Nicolas Bourriaud, Relational Asethetics, Trans., Simon Pleasance. Paris: Les Presses du réel, 2002. 11.
[2] Judith Butler. “Performative Acts and Gender Constitution: An Essay in Phenomenology and Feminist Theory.” Theatre Journal 40 (December. 1988): 519-531.
[3] John L. Austin.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Pragmatics Critical Concepts, Volume 2: Critical Concepts Speech act theory and particular speech acts. Edited by Asa Kash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7-26.
[4] 這也意味著必須在異性戀的母體外,建立移置的第三性的性別政治。見: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2006. 101-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