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拿著攝影機的他們 不止是拍電影:《 #香港自由電影宣言 》

閱讀時間約 3 分鐘
《豐美股肥》(phone made good film )的 Facebook 截圖
記得在大學讀到關於電影的歷史時,少不免老師總會提及幾個重要的電影宣言。
第一個是1962年德國導演哈羅森夫特(Haro Senft)發表的《奥伯豪森宣言》(Oberhausen Manifesto),宣告「舊電影已死,我們相信新電影」(德文:Der alte Film ist tot. Wir glauben an den neuen.)。
第二個是1987年,由電影監製詹宏志起草的《台灣電影宣言》(又稱《「另一種電影」宣言》),表達對當時電影政策的強烈質疑。
第三個是主張電影回歸原始,由1995年丹麥導演拉斯馮提爾(Lars von Trier)牽頭的《逗馬宣言》(Dogme 95)。
最近為了寫獨立紀錄片相關的文章,還讀到在2007年,來至中國獨立電影界一個重要群體的《黃牛田電影宣言》,他們拒絕來自任何方面的電影審查,強調電影必須忠實表達自身的思想、觀點和立場⋯⋯
所有的宣言,不管是在抵抗什麼,有一個必備的共通點,就是有人在對世界大嚷:是時候改變了。
來到今天的香港,再過六天就是 #香港電影金像獎 的頒獎典禮,可謂業界盛事,但今天由導演任俠、影評人安娜、周澄、陳力行發起,31位本土電影人聯署的電影宣言,又會否是大家注視到的重要里程碑呢?
我們必須牢牢地記住,2022年7月11日是《香港自由電影宣言》的發表日。
以往對於拍電影的人,我們有很多寫法,電影工作者、影像工作者、電影人,或者按照他們的崗位,有的叫導演,有的是收音師,但自此之後,我想在宣言內的名字,該配上「 #電影行動者」這個稱呼吧。
在這個時勢,用實名大聲疾呼的人,每一個都不容易。
他們拿著攝影機,但他們不止是拍電影。
我的文字一點也不重要,請看《香港自由電影宣言》
全文:
Facebook:豐美股肥 Phone Made Good Film /
Instagram:phonemadegoodfilm
//要在當下的香港拍電影,須面對的困難與風險之高,當算是香港歷史上前所未見。但弔詭地,現在必定是最適合拍電影、我們最需要電影的時機。我們寄願自己100%的從電影裏來,往電影裏去。我們相信,電影與倫理、政治、人生,窮根究底最後都會走到同一個終點;把電影做好,就是把自身的種種方面都做好。
我們深知自己並非憑空而來;我們繼承著這個名為「香港電影」的傳統—發端於上世紀一、二零年代,經歷戰後蓬勃的國、粵語片源流,到七十年代武俠功夫與喜劇類型趨向成熟及規模完善,及至八九十年代港產片儼成一國多姿燦爛,轉眼在千禧年後跌跌碰碰到如今。我們的每一筆每一橫,都是有一個近百年來演化沉澱的傳統在背後支撐。唯其如此,我們才能有根本性的突破與開創,才能在真正意義上拍出新世代的香港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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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由6月29日寫到7月1日的影像日記。 習主席抵港後見傳媒,發表了的演說,最後是這樣結尾的,「我就說這些,謝謝大家」。 25年來,我們不太習慣「熱烈歡迎」,如果換了「熱烈地彈琴熱烈地唱」,效果會不會好點?這幾天,我的眼睛,也就看到這些,謝謝大家。 #七一
2016年,曾旭熙在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畢業,在他在個人簡介中是這樣寫的,「於媒體藝術及影像工業兩棲發展,渴望擺脫貧窮、讀書,和經歷像認知革命、農業革命、工業革命、資訊科技革命次類的另一次人類社會演化的重大變革,而跟重要的人一起存活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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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未來屬於人民。」 2016年時,一位年輕導演在他的第一套紀錄長片中,用影像為香港寫下了一則這樣的備忘。 事隔五年,他再次忙著另一套新片《憂鬱之島》的後期製作。 「你覺得未來會是怎樣?」 「香港?」 「關於香港電影呢?」 「我覺得還是可以繼續拍下去。」陳梓桓眼神堅定地說。 陳梓桓想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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