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人物｜致那些努力活著的你我他──專訪紀錄片導演楊力州

「我們大概就只做這件事（拍紀錄片）了，而且想講的故事還很多。」從業二十幾年，拍攝過各類題材的楊力州導演，為自己的創作生涯如是註解。在成為紀錄片導演之前，他是一位專職老師，未曾料到會將自己往後的生命奉獻給電影；在這之後，他關注偏鄉，注視那些底層、無力發聲的人物，展現他們在生活中的樣態。

對楊力州導演來說，會想發展成紀錄片題材的類型有兩種：一種是自己本來就很關注的題目，另一種則是相對而言很陌生的族群，例如 2010 年《被遺忘的時光》將鏡頭聚焦在一群失智老人身上，所有記憶堆砌而成的過往被遺留在昨天，僅剩下令人手足無措的失語。楊力州導演談及這部片創作的契機，原本只是接受老人收容中心的委託，製作單純解釋病症的教科影片，卻在實際接觸之後，發現這是個非常值得關注的題材，轉而發展成記錄收容中心的個別家庭。

而其實在台灣，失智反而是高齡社會較稀少的一群，更多的則是雖有一些小病小痛，但還有餘力從事社交，與人互動的老人。於是，就在《被遺忘的時光》進入拍攝尾聲，導演緊接著走入《青春啦啦隊》的製作前期，將視線放在廣場上熱力四射的老婦老伯身上，相比在收容中心裡有氣無力的莫可奈何，是截然不同的景況。他希望透過兩種極具對比的方式，表現年長族群的多種面向。

導演説，大部分紀錄片創作者總是在拍攝的過程中，思考自己創作的美學運用，以及作品問世後是否對社會有所助益？對他而言，自己雖然更看重前者，卻也希望後者在他的作品中，能有機會被發揚。就像前面提到的，關於失智老人的影片創作，他們在當時除了產出《被遺忘的時光》，也在後來壓製而成的 DVD 中，收錄一開始要製作的教科影片。某次將這組 DVD 租借給父親的朋友，還回來時卻是教科影片被帶走了，而《被遺忘的時光》仍是好端端地躺在光碟盒中。

「我心裡很難過，為什麼不見的不是我的作品（《被遺忘的時光》）？他起碼把我的作品拗走，我的心裡還平衡一點。」導演雖然這麼玩笑著，卻也釋然自己的創作，並不一定是具有實際的教育作用，而是帶著更同理、同位的視線去陪伴被攝者族群，甚至是延伸關懷至周遭的眼光。

觀察楊力州導演歷年來的作品，不難發現其擅長記錄邊緣人物如何「努力活著」。他舉 2003 年發表的作品《新宿驛，東口以東》為例，說明自己並非僅是為了宣揚「正能量」的生命光輝而創作，更多的是因為看見生命力的韌性，無論是「好活」還是「歹活」，都拚命要活下去的模樣。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看見《拔一條河》中，高雄甲仙居民在八八風災後，齊心協力地面向希望、看見曙光，而導演關心的則是他們在陰霾中為何左右為難、如何徬徨掙扎的心路歷程。

導演解釋他之所以容易被這些生命力的展現吸引，是因為自己生長環境造成的。國小時，父母決定從彰化北上打拚，除了台北市中心以外，舉家在郊區幾乎住了遍，也因此習慣從旁觀察百態。有很長一段時間，導演父親的工作是在喪禮間「畫人像」，也因此家裡會進出走動的，幾乎都是與殯葬業相關人士。在台灣對這個行業存在許多禁忌與避諱，若從社經方面來看，他們是屬於社會底層領域。這些原因讓他對小人物格外關注，創作的雷達也分外敏銳。

「如果從空間地理的關係轉換成權力的關係，我反而喜歡從邊陲去看核心。如果我進到了核心，會看不清楚這個世界。」導演回望自己的成長經驗，更能理解紀錄片作品之於個人的創作意義，是以一種動人的生命反饋回報。

在楊力州導演的作品中，有關「活著」的力量除了體現在生活與生計方面外，也能在面臨生存危機的極惡環境中，看見它的強大與脆弱，一體兩面。導演在 2008 年的作品《征服北極》，是跟著幾位馬拉松選手，到北極記錄他們長達 600 公里的極地征途，隨後發展成記錄個人在北極的短片《活著》。預計在今年金馬影展首映的作品《無邊》是他遠赴南極，再次挑戰身心的冒險之旅。因為經歷過這些環境上的劇烈變動，進而刺激導演去思索自己是怎麼走過來的？「當我被丟到北極、南極，連『活著』都這麼困難的時候，就會對於存在、生命產生截然不同的看法。」

總是關心他者的導演，過往作品幾乎將鏡頭對向除了自己以外的群體，這兩次的極地挑戰卻難得記錄了自己對生命的叩問。導演深刻地談到，當到達一個僅能思考如何活下去的地方，再無心思去關注其他時，內心對於自我的凝視會更清晰；而當回到台灣，回到適合人類生存的環境裡，那些吸引他注意，或是引起他憤怒的命題，便會源源不絕地浮現。

楊力州認為，看見不平事件而產生憤怒的情緒是正常，它會是創作的動力，卻不會是作品的內容。憤怒應該被轉譯成另一種感受，透過作品傳達給觀眾了解，希望能起到有效的共鳴作用。

正如他這陣子正在監製製作的系列紀錄短片「怪咖」，總共有十八部作品，涉及台灣許多社會議題。其中有一部關注印尼移工未婚媽媽《有時 Mama，有時 Mimi》，片中講述許多印尼外籍勞工到台灣工作，因為意外懷孕無法正常生養小孩，而僅能依賴在木柵幫忙接生、照料移工孩子的咪咪。由於台灣是屬人制度，出生的小孩是跟隨父母戶籍，所以他們是印尼籍，也因此在剛出生時無法施打疫苗，甚至在拍攝期間有小孩因感染離世。「看到這個畫面，你不可能不憤怒的啊！」在這之中有太多荒謬且令人心酸的故事，令他不禁疑惑，如果台灣自詡是一個人權國家的話，那麼在這種時候國家的力量又在哪呢？

楊力州導演在這次「怪咖」系列致力於協助年輕創作者，提供他們許多人脈資源，希望能夠將他們的個人想法好好落實。他認為自己在這之中擔任監製的角色，與在新北市紀錄片中作為評審類似，皆是給予創作者們較為欠缺，而自己所擁有的經驗累積。導演想鋪好在資源方面的台階，讓他們能專心於創作上。他甚至在訪談間向新北市紀錄片提出邀請，希望未來能有合作機會，將創作者的發表空間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