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6-06|閱讀時間 ‧ 約 26 分鐘

論賈平凹《廢都》及《金瓶梅》性意識之自我懲罰的贖罪─文學與藝術（25）

（本文最近一次內容更新是在2024/4/5）

作者：陳華夫

張竹坡點評《金瓶梅》的十幾萬字包含在《皋鶴堂第一奇書金瓶梅》，是流傳最廣的《金瓶梅》版本。中有張竹坡的專論〈第一奇書非淫書論〉，極力平反《金瓶梅》淫穢小說的污名。

關於張竹坡在文學批評的功績，吳敢如此寫：「張竹坡的《金瓶梅》評點，或概括論述，或具體分析，或擘肌分理，或畫龍點睛，對這部小說作了全面、系統、細微、深刻的評介，涉及題材、情節、結構、語言、思想內容、人物形象、藝術特點、創作方法等各個方面」（見吴敢：张竹坡《金瓶梅》评点概论）

具體的說，張竹坡認為《金瓶梅》一百回的結構是一個精妙的整體，他說：「一百回是一回，必須放開眼光作一回讀，乃知其起盡處。」及「一百回不是一日做出，卻是一日一刻創成。人想其創造之時，何以至於創成，便知其內許多起盡，費許多經營，許多穿插裁剪也。」（〈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張竹坡，第三八、三九回）

張竹坡認為《金瓶梅》的人物塑造技巧高超，他說：「西門是混帳惡人，吳月娘是奸險好人，玉樓是乖人，金蓮不是人，瓶兒是癡人，春梅是狂人，敬濟是浮浪小人，嬌兒是死人，雪娥是蠢人，宋蕙蓮是不識高低的人，如意兒是頂缺之人。若王六兒與林太太等，直與李桂姐一流。總是不得叫做人。而伯爵、希大輩，皆是沒良心的人。兼之蔡太師、蔡狀元、宋禦史，皆是枉為人也。」（〈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張竹坡，第三二回）

相比之下，E.M.福斯特的《小說面面觀》與愛德溫·繆爾的《小說結構》兩書所討論的扁平與圓形人物，根本無法有效的分類《金瓶梅》人物。

另外，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說，張愛玲的《金鎖記》是中國從古至今最佳中篇小說。而張愛玲自己說《金瓶梅》及《紅樓夢》兩部書是她一切的泉源，並說《金瓶梅》的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是兩個不相干的人寫的：「我本來一直想著，至少《金瓶梅》是完整的。也是八九年前才聽見專研究中國小說的漢學家派屈克·韓南（Hanan）說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是兩個不相干的人寫的。我非常震動。回想起來，也立刻記起當時看書的時候有那麼一塊灰色的一截，枯燥乏味而不大清楚——其實那就是驢頭不對馬嘴的地方使人迷惑。」（《紅樓夢魘》張愛玲，頁6）

但張竹坡在《竹坡閑話》說，他評點《金瓶梅》的動機：「邇來為窮愁所迫，炎涼所激，於難消遣時，恨不自撰一部世情書，以排遣悶懷。幾欲下筆，而前後結構，甚費經營，乃擱筆曰：「我且將他人炎涼之書，其所以前後經營者，細細算出，一者可以消我悶懷，二者算出古人之書，亦可算我今又經營一書。」

也就說，張竹坡並非對《金瓶梅》做有系統的研究，王平說：「在章回小說中大量運用敘事修辭手法,可以說起自《金瓶梅》,張竹坡以其敏銳的藝術感受力及時捕捉到了這一資訊,但卻未能使之系統化與理論化。（見王平|評張竹坡的敘事理論）

《金瓶梅詞話》（約860,473字）、《金瓶梅崇禎本》（約786,634字）、及《皋鹤堂第一奇书金瓶梅》（約949,666字）這三本書每本都是百萬字級的長篇小說，閱讀起來都是挑戰人類記憶力的極限，寫《小說技巧》的珀西·盧伯克說了閱讀長篇小說的困境：「每當我們閱讀書本，它就會在記憶中融化和漂移；甚至在翻到最後一頁時，這本書的很大一部分，更細微的細節，已經模糊不清了。」（《小說技巧》，第15頁）

而足以和人類記憶力極限掰手腕的人當屬張竹坡，田中智行說：「他出生於康煕九年（1670），强於記憶，然一直科場不利。他讀書快，據張道淵所記，仲兄張竹坡翻《水滸傳》《金瓶梅》等小說如「敗葉翻風」。」（見〈張竹坡評點《金瓶梅》的態度：對金聖歎的繼承與演变〉田中智行，第38頁）

僅有超強的記憶力並不夠的，要想點評《金瓶梅》，張竹坡必須在他的腦神經記憶網絡的記憶中形成洞識事理的思考能力。洞識是人類最珍貴的能力，只有思想家才有這種穿透表象，洞徹真相的能力，張竹坡在文學藝術思想家大師的身份當之無愧。（見拙文什麼是「思考」？如何「洞識」？何謂「思想家」？─學習的本質（2））

而到了21世紀初，《金瓶梅》文學批評迎來了與張竹坡掰手腕的田曉菲《秋水堂論金瓶梅》，田曉菲（筆名宇文秋水），13歲即被北京大學破格錄取，2006年，以35歲之齡成為哈佛大學東亞系最年輕的正教授。田曉菲說：「逐日逐回評點，“自娛自樂”，全書一百回，她寫了一百天。」（見田曉菲：我寫《秋水堂論金瓶梅》這本書）

《秋水堂論金瓶梅》（約252,220字）全書提到「張竹坡」三字共91次，我依頁數前後，討論重要的三處：（1）「金蓮的舉止，往往與古典詩詞中的佳人形象吻合無間，也就是繡像本評點者所謂的“事事俱堪入畫”。張竹坡雖然文才橫溢，但是思想似比這位無名評點者迂闊得多，在此評道： “此色的圈子也！ ”（《秋水堂論金瓶梅》，第95頁）依照字典，“迂闊”意思是說：思想言行不合實際。田曉菲僅以張竹坡的【夹批：此色的圈子也。】，就把「文才橫溢」的張竹坡貶為「迂闊得多」，稍欠嚴謹。田曉菲若多給些論證，就能較有說服力的與張竹坡掰手腕。（2）「難怪張竹坡對她大贊特贊，甚至認為她是作者的自喻。」（《秋水堂論金瓶梅》，第96頁）由上下文來看，田曉菲是贊同「张竹坡自喻孟玉樓」的說法，但此說法歷來有爭議，王進駒說：「張竹坡關於孟玉樓為作者“自喻”的說法，缺乏切實可靠的依據和嚴密合理的論證，難以為人接受。但它蘊含著古代文學創作和批評的深遠傳統，體現了明末清初小說創作發展的新趨勢，是張竹坡痛感於身世遭遇，將創作化為批評的一種特殊表達，有其獨特的意義和影響。」（王進駒 | 談張竹坡批評《金瓶梅》的孟玉樓為作者“自喻”說）田曉菲若對“自喻”的爭議，多表示些看法，是鑽研《金瓶梅》文學藝術的讀者所樂於聽聽的。（3）「張竹坡評道： “以己母遺之物，贈人之不能養之母，不一反思，直豬狗矣。 ”張竹坡一意以“苦笑說”解釋這部小說，然而《金瓶梅》比單純的“苦孝”複雜得多。」（《秋水堂論金瓶梅》，第255頁）張竹坡的“苦笑說”歷來有爭議，田曉菲在書中此處雖一筆帶過，但在後幾回確實多次質疑張竹坡的“苦孝”之牽強附會。（另見金瓶梅是古代的苦孝書？這種說法究竟從何而來）

《金瓶梅》作者博學多聞，洞悉世情，是古今思想家級的小說創作大家。劉心武說：「它是寫社會人生，揭示人性的，對於我們瞭解明代的政治、經濟、社會、習俗等方面都有極高的認識價值；作為長篇小說，它的故事結構、情節流動、人物刻畫、語言表達、細節鋪排、氛圍渲染，更具有極高的審美價值。如果現在有作家能寫出這樣的作品，那是中國文學的新成果。」（《劉心武評點《金瓶梅》》，第14頁））

姚靈犀認為《金瓶梅》是「出於明人之手，而寫宋人之事」，書中涉及「明代之禮俗、習尚、名物、方言」，例如，《金瓶梅》第四回中說：「且說王婆看著西門慶道：“好手段麼？”西門慶道：“端的虧了乾娘，真好手段！”王婆又道：“這雌兒風月如何？”西門慶道：“色系子女不可言。”婆子道：“她房裡彈唱姐兒出身，甚麼事兒不久慣知道！【夾批：點出金蓮身分。】」此處所謂“色系子女”，姚靈犀說；「即"絕好"二字拆字格之隱語也」。（《瓶外卮言》（2013版），第118頁）

另外，姚靈犀之「金瓶梅」妓女方言的註釋有：第一回，「叫兩個唱的姐兒」，「唱的」即妓女。及「二爹，千萬尋個好子弟梳籠他」，「梳籠」即嫖客為妓女開苞；第十一回，「如今使保兒先家去先說一聲，作個預備。」「保兒」即老鴇；第三十二回，伯爵道: "造化了小淫婦兒，教他叫，又討提錢使。"「提錢」即經手叫局者，必於局包中抽十分之一的佣金。

田曉菲在《秋水堂論金瓶梅》中提及妓女兩字48次，田曉菲認為男人找妓女是「道德叛逆」的「犯规的冲动」，她說：「我想，人們對妓女感興趣，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覺得妓女的身份本身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因為嫖妓不是正經的、高尚的行為，是帶有道德叛逆性的，與社會要求的道德規章相反的，而犯規的衝動卻是人類所共通的。」（《秋水堂論金瓶梅》，第99-100頁。）

張愛玲卻認為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年代裡，男人到妓院，是去尋愛情，她說：「《海上花》第一個專寫妓院，主題其實是禁果的果園，填寫了百年前人生的一個重要的空白．．．．《海上花》寫這麼一批人，上至官吏，下至店夥西崽，雖然不是一個圈子裡的人，都可能同桌吃花酒。社交在他們生活裡的比重很大．．．．這些嫖客的從一而終的傾向，並不是從前的男子更有惰性，更是“習慣的動物”，不想換口味追求刺激，而是有更迫切更基本的需要，與性同樣必要——愛情。」（見《國語本《海上花》譯後記》）

而博學多聞的《金瓶梅》作者寫妓女及妓院，最令我詫異納悶的是，他毫不提及妓女、嫖客、及嫖客妻妾與情人之多重性關係者交互傳染性病之恐懼。對照之下，凯瑟琳·安·波特的短篇小說《魔法》（"Magic"）中有一段描述妓女感染性病的悲慘命遇：「姑娘們如果不得病就得呆下去;如果得病了，而且得了重病，她〔老鴇〕就把她們趕出去。」（見《作為修辭的敘事：技術、觀眾、倫理、意識形態》詹姆斯·費蘭，第15頁）

《金瓶梅》八十二回中，春梅撞見潘金蓮與陳敬濟正在雲雨交合，春梅恐怕羞了陳敬濟，忙著遁走，卻及時被潘金蓮叫住。然後，《金瓶梅》作者以全知視角描述：「“你若肯遮蓋俺們，趁你姐夫在這裡，你也過來和你姐夫睡一睡，我方信你。你若不肯，只是不可憐見俺每了。”那春梅把臉羞的一紅一白，【夾批：所謂紅梅花對白梅花也。方知前文不謬，乃一眼覷此耳。】只得依他。卸下湘裙，解開褲帶，仰在凳上，【夾批：反是春梅自解，寫其素心如畫。】盡著這小夥兒受用。有這等事！」

劉心武的《劉心武評點《金瓶梅》》此處點評是：「春梅的“性觀念”與潘金蓮並無二致，都頗"解放"。她只是更關注別人對她的"專重”。」

《金瓶梅》作者為了要讓讀者相信春梅自己「卸下湘裙」是合理的，就用了小說敘事中常用的技巧─「即敘事若提供人物角色的行為動機，並展示「行為─動機」之間的合理性，讀者就會信以為真」。春梅的動機是要「遮蓋」潘、陳兩人姦情，所以「卸下湘裙」的「自解」合理。於是，張竹坡夾批道；「反是春梅自解，寫其素心如畫。」，但「素心」在《辭海》的詮釋是心地純樸之意。（見何謂素心做人？）這就與張竹坡自己在〈《金瓶梅》讀法，一八回〉所說：「如春梅與玳安兒是也。於同作丫鬟時，必用幾遍筆墨描寫春梅心高志大，氣象不同，」前後矛盾，這就有損張竹坡文評大師的嚴謹。

問題的關鍵是在，「心高志大」的春梅是否恐懼性關係複雜的陳敬濟會把性病傳染給自己。並且，當時並非偷情或暴力的狀況，春梅大可以要求《金瓶梅》前幾回已描述的行房前之衛生「清洗」。從行為動機上來看，春梅對感染性病的恐懼的動機是比「遮蓋」潘、陳兩人姦情更強，更能取信讀者，但卻不利《金瓶梅》作者推展《金瓶梅》的情節。

於是，我們就來到一個兩難的問題：《金瓶梅》作者是完全不知道性病感染及傳染的可怕？還是他為的《金瓶梅》的整體情節發展，而刻意的不提？

《金瓶梅》作者具有豐富的產婆、婦女生產，育兒等婦產科知識，夏洛特·弗思說：「小說《金瓶梅》也對家庭權威在醫療事件中的作用有了進一步的看法。在嬰兒官哥的病案中，主人西門慶面對來自孩子的母親和被他稱為"兒科專家"的家庭婦女的反對，甚至是當疾病很嚴重的時候。但是當他最喜歡的妻子李瓶兒和嬰兒官哥的母親，從產後失調中未能恢復正常，當她們再次面臨疾病的時候，他很容易地承擔起責任。他寧願找像程茂先一樣的儒醫，任醫生向他詢問一些問題及作為丈夫的意見，在有禮貌地得到許可後，觀察婦女的面部表情及診脈」（《繁盛之陰一一中國醫學史中的性(960 - 1665)》，第245頁）

相對的，《金瓶梅》作者對性病與春藥的知識則頗為幼稚與不實。他沒能區分春藥(催情藥)與壯陽藥（陰莖平滑肌鬆弛劑）；春藥是用來增強性慾，用於治療男女的性冷淡。而人類史上是第一個治療男性勃起功能障礙（即陽萎或不舉）的壯陽藥是輝瑞公司1998年推出的威而鋼(Viagra)。問題的關鍵是，沒有性慾的性冷淡吃了威而鋼，並無壯陽藥的功效，若不知此，而過量服用，則引發心臟平滑肌過度鬆弛的心臟病副作用。

正常人若縱欲過度，身體會啟動自衛機制，減低性慾，以求自保；即使西門慶一再用春藥、壯陽藥、或情趣用品等刺激性慾，其效果會遞減，終至無效。坊間所謂「縱欲過度、精盡人亡」的機會不大。西門慶應該是死於性病中的重症梅毒，蔡詩萍說：「西門慶下體的症狀，例如疳瘡。疳瘡就是梅毒的一種，起初呈現顆粒狀，硬而不破，稱為「硬性下疳」，等到破了，流膿，溢出黃色液體，稱為「軟性下疳」。」（蔡詩萍／花甲美魔男之斜批金瓶梅之二十八）

《金瓶梅》淫穢的程度在西方大概只有薩德侯爵（Marquise de Sade）的色情變態文學堪與其媲美。至於《金瓶梅》中淫穢文字是否會刺激讀者的性慾？曹亞瑟說：「胡蘭成在《今生今世》中記述道：「她看《金瓶梅》，宋蕙蓮的衣裙她都留心到，我問她看到穢褻的地方是否覺得刺激，她卻竟沒有。」（曹亞瑟：張愛玲、胡蘭成這樣看《金瓶梅》）

針對《金瓶梅》露骨的性描寫，劉再復說：「《金瓶梅》通過情欲的描寫暴露當時社會的醜惡，這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它對情欲的淫穢採取一種欣賞的態度，因此有不少地方是很骯髒的。這部書反映了我國某些描寫情欲的作品的共同弱點，這就是太注重動作性的描繪，不注意心理性的描繪。而只有心理性的描繪，才可能含蓄，才可能帶有美的素質，而動作性的描寫必然是粗俗的，露骨的，肉麻的。」（《性格組合論》劉再復（1986），頁492）

李昂對自己小說露骨的性描寫說：「這個時期里我還完成的另外兩部作品:《自傳の小說》、《漂流之旅》，當然還要加上這部《北港香爐人人插》。可以說是我寫作過程由最不設限、勇於深入探索禁忌的最深內裏、放任自己挑戰最大尺度的嘗試。其結果，我大致可以說?達到了華文文學創作至今可以有的最開放尺度。對此，除了感謝許多人參與方爭取到的台灣民主與自由，給了我這樣的創作空間;對我個人的創作來說，也不免有幾分自得。這三部作品是我的創作生涯中重大的旅程碑，完成後，方能來閑散下個新世紀個人不同的創作內容與關懷。」(《北港香爐人人插》李昂（2010）,，頁5，〈新版序─《北港香爐人人插》再次出版前〉）

賈平凹寫完《廢都》後說：「對我來說，多事的一九九二年終於讓我寫完了，我不知道新的一年我將會如何生活，我也不知道這部苦難之作命運又是怎樣。從大年三十到正月十五，我每日會坐在書桌前目注著那四十萬字的書稿，我不願動手翻開一頁。這一部比我以前的作品更優秀呢，還是情況更糟？是完成了一樁宿命呢，還是上蒼的一場戲弄？一切都是茫然，茫然如我不知我生前為何物所變、死後又變何物。我便在未做全書最後的一次潤色工作前寫下這篇短文，目的是讓我記住這本書帶給我的無法向人說清的苦難，記住在生命的苦難中又唯一能安定我破碎了的靈魂的這本書。（《生命是孤独的旅程》贾平凹（2017），頁197-8）

針對《廢都》被稱為「現代《金瓶梅》」之說，賈平凹的看法如下：「莊之蝶記起古人在《金瓶梅》中“黑如蝙蝠翅，紅如鸚鵡舌”的香豔筆觸，那說得應該就是這種能凸顯大小陰唇的做愛姿勢了吧！感覺也不過如此呢。只是一經文人的誇飾便激起無限遐想，想必那些越是善於淫辭豔句者就越是一些沒有經歷的性饑渴了」。《廢都》（2004版），第233頁）「先自把洞房的門關了，他〔莊之蝶〕學著中國古人的樣子，也學著西方現代人的樣子，邀請她上床，他給她念《金瓶梅》裡的片斷，給她看錄製的西方色情錄影，他把她性欲調動起來，」《廢都》（2004版），第469頁）

《廢都》1993年出版，1994年「成為了共和國成立後的第一本“禁書”」，許子東說《廢都》是“一本寫無聊的大書”。（見《重讀20世紀中國小說》，第828頁）李建軍說：「賈平凹在《廢都》的反過程化敘述的一個突出特點，是他從來不認真地分析和描寫人物的行動由以產生的動機和複雜的心理變化過程。他只寫人物的動作，而這些動作由於缺乏心理動因和內在依據，常常給人一種突如其來、無法理解的怪異印象。」（《小說修辭研究》，第378頁）齊宏偉說：「賈平凹當然以此來批判社會使人墮落，對主人公莊之蝶也有某種針砭，問題是越到後來賈平凹越難以駕馭這個虛構的莊之蝶，他自己倒跟莊之蝶的神魂越貼越近，其精神評判和價值間距再也無法像第一章那樣保持下去，作者、小說隱含敘述者和莊之蝶之間越來越羼雜不分，三者時常混合起來干預小說敘述，以反道德姿態來發表某種新道德宣言，《廢都》也越寫越差。（見《文學的終極之思：基督教生存觀與百年中國文學》，第197頁）但在日本、法國《廢都》反響熱烈，其法文版在法國獲得“費米娜外國文學獎”；2016/1月在美國推出英譯本。（見《比較文學與跨文化研究》第3卷，第2期（2019/12月），第116頁）

張歡說：「《廢都》的批評歷經了“推崇—抨擊—反抨擊—查禁—重讀”的波折過程，此中包含了大眾、學界、資本、官方等多方話語的交織纏繞：大眾讀者的《廢都》接受以直感衝動為出發點，分為厲聲譴責與暗地歡迎兩種態度；學界關於《廢都》則形成了力捧、批判與公論三派，背後反映了不同審美眼光和利益訴求的交織博弈；資本是決定批評導向和面貌的隱形力量，無論褒貶，皆以最大利潤的攫取為指向；官方對《廢都》由支持轉向了查禁，以社會影響和公眾利益為嚮導，不針對作家個人。作品所受的評價很大程度上由資本、文化、權力等外部因素決定，但文本內在的美學品質同樣重要，經典的生成是內外因素共同影響的結果。」（見眾聲喧嘩的現場：1990 年代《廢都》批評史的考察）

陳曉明說：「賈平凹披著‘嚴肅文學'的戰袍，騎著西北的小母牛，領著一群放浪形骸的現代西門慶和風情萬種欲火中燒的美妙婦人，款款而來，向人們傾訴世紀末最大的性欲神話，令廣大讀者如醉如癡，如夢如歌。」（見《當代中國小說批評史》程光煒（2019），頁27，注釋3）

陳曉明並說：「大多數人批評《廢都》都從“性”入手，但寫“性”是文學藝術作品的當然權力，中國沒有這方面的立法，也沒有明確的規定，很難說在什麼限度內是不健康的，是有害的。不少人自作高明認為，《廢都》的性寫得不夠高雅，言下之意，由他（或她）來操刀就遊刃有餘。讀者大多眼高手低，自以為是，但真要讓他下手，卻又畫虎不成。文學史也不乏被認為傷風敗俗，寫性寫得不文雅的作品，終究被認為是經典之作，」（見第32章賈平凹：在欲望與典籍之間徘徊）

孟繁華說：「《廢都》的初版距今已經 14 年，它無論以哪種形式重新出版，都是一個重要的事件，都會引起讀者和文學界極大的興趣與關注。無論 1993 年前後《廢都》遭遇了怎樣的批評，賈平凹個人遭遇了怎樣的磨難，都不能改變這部作品的重要性。我當年也參與過對《廢都》的‘討伐'，後來我在不同的場合表達過當年的批評是有問題的，那種道德化的激憤與文學並沒有多少關係。在‘人文精神'大討論的背景下，可能任何一部與道德有關的作品都會被關注。但《廢都》的全部豐富性並不只停留在道德的維度上。今天重讀《廢都》及它的後記，確有百感交集的感慨。」（見《當代中國小說批評史》程光煒（2019），頁31，注釋1）

葛紅兵說：「這是一部在語言上模仿《金瓶梅》，在意識上也承接了中國明末《金瓶梅》」（見葛紅兵：20世紀90年代中國文學思潮回顧），但《廢都》性描述之淫穢程度與規模。比起《金瓶梅》是小巫見大巫。未讀《金瓶梅》者，初讀《廢都》，感到「驚世駭俗」，但讀了《金瓶梅》，再讀《廢都》就深感「曾經滄海難為水」了。

然而，我認為《廢都》還是比《金瓶梅》有兩點進步。其一，賈平凹的性意識比《金瓶梅》的作者成熟的多，《廢都》與《白鹿原》都描寫了男主角的陽萎，而非誇大超乎常人的性愛功夫，這就是寫實主義文學有別於情色文學之處。其二，賈平凹《廢都》連結了人類的性意識與人性幽邃的罪惡感。賈平凹如此寫：「“柳月，我〔莊之蝶〕真的不敢再玷污你了，我對你犯下的罪惡，已經不可饒恕！”說完就定定地木在那裡。《廢都》（2004版），第419頁）「再是他〔莊之蝶〕往後又如何能清理掉對唐宛兒的戀情呢？是唐宛兒給了他新的感覺新的衝動，而今後宛兒墜入了另一個苦海深淵，他能心安理得地如沒事一般地過好他的日子嗎？不要說自己往後如何忍受痛苦，這豈不終生要背著雙重負罪的枷鎖嗎？」《廢都》（2004版），第443頁）

而當莊之蝶對情人唐宛兒罪惡感深重時，他就得贖罪，其方法之一就是夜裡惡夢纏身的自我懲罰，賈平凹如此寫：「她〔唐宛兒〕在一個房子裡哭哭啼啼的，走也走不動，兩條腿這麼彎著的．．．．她下身血糊糊的，上面鎖了一把大鐵鎖子．．．．她說尿不影響，只是尿水銹了鎖子．．．．她說鑰匙莊之蝶拿著．．．．莊之蝶就這麼又驚醒，出得一身一身冷汗，就不敢再睡去，沖了咖啡喝了，直瞪著眼坐到天明。」（《廢都》（2004版），第467頁）

田曉菲認為《金瓶梅》“直接進入人性深不可測的部分”，她如此寫：「《金瓶梅》裡面的生與死，卻往往充滿驚心動魄的明與暗，他們需要的，不是一般讀者所習慣給予的涇渭分明的價值判斷，甚至不是同情，而是強有力的理解與慈悲。《金瓶梅》直接進入人性深不可測的部分，揭示人心的複雜而毫無傷感與濫情，雖然它描寫的物質生活並沒有代表性，但是這部書所呈現的感情真實卻常常因為太真切與深刻，而令許多心軟的、善良的或者純一浪漫的難以卒讀。」（《秋水堂論金瓶梅》，第325頁）

人性是複雜的，《廢都》提到《金瓶梅》卻罔顧人性幽邃的罪惡感。依照西方深層心理學，罪惡感的贖罪是人類兩個本質動機之一（另一個是成為英雄），人的罪惡感緣起於生之羈絆、死之恐懼、人之渺小和無助、與成為英雄之痛苦。（見《逃離邪惡》歐內斯特·貝克爾（1975））

東吳弄珠客之〈金瓶梅词话/金瓶梅序〉中說了解讀《金瓶梅》的四種境界：「讀《金瓶梅》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生畏懼心者，君子也；生歡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獸耳。」而趙毅衡認為存在第五種境界──即現代批評家，他說：「這四種人，都是“信以為真”派，都以內容作為文學的本質。現在卻要添上第五種人：“勃然大怒而痛加懲罰者，現代批評家也。”（見《苦惱的敘述者》趙毅衡，頁298）我則認為如本文所論述，還存在第六種境界──即深層心理學家，他們是心生罪惡感而夜裡惡夢纏身自我懲罰的贖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