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的條件》第四講：論中國因素

當代台灣民族意識的興起肇因於任何中國政權企圖以專斷的方式宰制台灣本土的反彈，不論是中國國民黨或中國共產黨，透過獨裁統治的手段侵害台灣人之權力的過程中也只得自身被台灣人「敵對化」，進而在意識形態方面產生的「中國」與「台灣」兩個互不相容的鬥爭路徑。

如果要論及何以中國政權往往是以一種「威脅」的姿態進入到台灣人的政治事業當中，那麼我們就必須要回到歷史，去考察中國政權的本質問題。中國被視為是一個延續千年的政治文化集體，然而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中國的政治形勢始終維持在秦帝國所創造的中央集權制度，這套制度不論歷經多少帝國的統治，始終是以極端的單一權力中心對東亞大陸民族的宰制與同化。也由於這樣的歷史本質，中國化也就意味著對東亞大陸其他民族性的消滅與否認，背後的權力關係則是將東亞各地原先獨立運作的「權力資源」集中到以「中原」統治者為中心的軸心上，最終遭到「漢化」或「中國化」的順民必然只能任由單一的權力中心宰割，並在權力中心倒台以後成為下一個強力統治集團的嘴上肉而無力自治。正是這種統治模式創造出來當代如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樣的權力核心，在東亞大陸在民國時代的軍閥分治中靠著武力或傳統歷史意識形態兼併了所有獨立的政權，並在國共內戰中完成了單一權力中心的統治模式，而敗逃到台灣的中國國民黨也未放棄軍閥時代的兼併統治，於是便在太平洋戰爭之後展開一系列對台灣人的血腥鎮壓與同化運動。然而，作為戰後自由主義陣營的中國國民黨受到美軍的高度監視，因此不敢在對台灣的權力統合上有任何太過躁進的舉措，這也使得戰後受到迫害的台灣人得以有喘息空間，並逐漸醞釀出以反對任何中國政權為主的本土草根整合運動。隨著草根運動逐漸壯大，而八O年代以後的自由主義陣營在蘇聯的式微下逐步取得勝利，台灣人才終於在中國政權慢性的侵吞底下獲得了反抗的契機，也因此在九O到兩千年左右在大眾民主選舉中誕生了連續兩位本土主義出生的中華民國國家元首，而民間的本土意識也逐漸覺醒，能夠區分出自身與中國民族意識之間的分別，漸漸就在社會上形成了「中國」與「台灣」兩種政治路徑。

但台灣民族意識發展的榮景不常，自由主義陣營在東亞的勝利是用對中國統治模式的妥協換來的，在日後的東亞自由貿易開啟後中國依然緊緊踩著政治上的底線，所有在東亞大陸上欣欣向榮的情景都是由專斷獨裁所把持著。台灣做為東亞自由貿易的重要據點，當然也不得不將產業像逐漸開放的中國市場連結，但這也埋下了後來在兩千年第一個十年後所要面臨的美國全球化市場崩盤，大量國際資本湧入中國，使得中國在短短十年間取代日本成為東亞政治經濟的主導力量。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原本在台灣本土漸漸消亡的中國國民黨靠著大眾民主選舉中產業和輿論依賴中國市場的需求維號召，重新取得了在台灣本土的統治地位，並且還將台灣推入了被東亞大陸兼併的危機之中。值得慶幸的是，台灣在上個世代所發展出來的本土主義草根力量並沒有虛弱到隨著東亞全球化市場中國化的運作而遭到消滅，反而在短暫的執政危機之後重新取得執政位置。同時，美國在經濟重整的過程中也意識到必須將中國視為東亞經濟對手而提出新一輪的國際政治策略，這使得重新執政後的台灣本土派可以佔據國際政治的優勢來重新詮釋自身在東亞地緣政治的地位，於是台灣本土派便同時代表以自由主義陣營的「世界」，而中國將重新被詮釋為鐵幕另一同的「敵人」，如此的發展將可能使得台灣本土派在未來十年中可以獲得新冷戰經濟圈代理人的穩定寶座，而任何不符合新冷戰經濟圈需求的政治經濟勢力都將被劃入從屬於「中國」的單位。

台灣人在二十世紀後半用了五十年的時間才統治了自己生長的土地，並在二十一世紀頭個十年裡差點夭折在東亞地緣政治經濟當中，在第二個十年後起死回生，一路走來的挫折只會讓這個民族更佳的堅強，只要撒旦不死，上帝的國必然也是為他的子民所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