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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現在說『亡國』到底是亡哪個『國』？從嚴格的國際法來看，台灣是一個主權未定的地方，但是如果把『國』看成一個social system（社會體系）或是生命共同體、政治共同體，我們一直都在，這不能否認。」（吳介民）這是從國家或是政治體的角度來審視亡國感的議題，台灣的政治對立正是存在於兩種亡國感的並存，一種是隱名為台灣顯名為中華民國的亡國感，另一種則是隱名中國為顯名為中華民國的亡國感，這都起因於概念所造成的混亂，而這也造成處在這塊島嶼上的人自我認同、民族認同的混亂，因為若透過不同語言可以知道，所謂Republic of China、Chinese，就是中（華民）國、中國人，但是對於不諳語言者卻能矇騙為「中華」文化的產物，然而華人只不過是被塑造為橫跨五十個世紀的大故事，是像小說一般的虛構。
而亡國感從何而來？又是什麼？那是恐懼，來自於我群可能滅絕的恐懼想像。我們所面臨的是一個新型的極權，其有著高滲透性的宣傳能力與廣泛觸角，而這個極權是40年代納粹作為極權原型的進化版本，說進化，是因為這個時代的宣傳（propaganda）相較於以往是更為全面性的，此乃隨應於科技的發展，讓整體的監控更加徹底，只要科技能及之處，就是老大哥看得見的地方。而若細究這等恐懼，其內涵並非「統一」，統一的概念預設的是有個主體才是最終所往之處，卻是「兼併（annexation）」，「就像納粹德國兼併奧地利一樣，奧地利在『半強迫、半自願』的情況下與德國合併。我們要面對中國想作為宗主國來兼併台灣的帝國慾望，他會一直在那邊，我們會一直被壓迫。統一並非真正的選項。所謂統一，等於『被統一』，就是被併吞。」（吳介民）威脅迫在眉梢，但因政治歷史之故，台灣社會慣於只做近利型的思考，這有兩個意思，第一個是無法遠見，第二個是中華式的功利主義，此故只想賺快錢，然而賺快錢不僅是捷徑，也是終途。因為沒被看見的是不同政權底下因為沒有相同的體系，就不會有自由的保障，故而短利的結局是技術的掠奪，短見的結果是被吞噬，不只是市場，是市場所依存的整個群體存在。
就亡國感而言，除能直觀地從統獨、兩岸敵峙關係的角度來審視之外，本書亦從社會整體結構的矛盾來分析這個概念，即從貧富、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藍領與白領的問題來認識亡國感。從80年代新自由主義的浪潮中，國家被縮小，個人被放大，進而，資本家的地位上升，甚至當時的普遍看法是認為經濟成長能帶來民主的進步，但是因為貧富差距使得中產階級逐漸萎縮，也就代表著能去調整人民與國家以及人民與人民之間的力量變得微小，換句話說，這也代表著，政治與經濟之間的牽連更為地緊密，政商漸漸成為同路人（林宗弘）。而中國，在1978年的改革開放政策使得市場（半）開放之後，資本在國際之間流竄，又因為勞工的低廉以及龐大的市場產生巨大的經濟誘因，這使得不僅是台灣，也更是每個國家的災難，因為中國作為一個世界中最大的資本家，在這個後自由主義的時代是得以產生龐大的影響力的。他們可以透過國家集中資本來營建特定區域、挹注資金在傳播媒體進行宣傳、透過買辦或當地勢力間接地影響在地政治（沈伯洋），在中國的資本力量是國家性的，然而他們並沒有中產階級，因為除了這些表面資本家的資本終極而言是歸屬於國家的之外，這些人也全都是依附於黨而茂生，那麼那種以中產階級為「（相對於國家的）社會」組成基礎的體系是不存在於中國的。而在亡國感的來襲中，在台灣社會的貧富差距又將讓凝聚感趨弱，階級之間的仇恨讓民主轉面成為民粹，社會排除的後果是讓社會自身也有被排除的風險，公民社會是有可能在這趨勢之中「窩裡反」的。然而，台灣跟其他國家的差異何在？差異就在：我們有亡國感，差異在我們有這個意識。
那該如何去面對亡國感？認知的層面而言當然必須要先有個基礎觀念，那就是所有的問題都必須是在民族國家的範疇才有得討論，民族國家是1648年西伐利亞條約簽署後的世界秩序，18世紀初的憲政主義也是在民族國家的基礎之上才發展而出，更不用說隨著憲政主義而生的基本權概念以及1948年的《世界人權宣言》所宣示的人權普遍性。重要的事情是：「基本權是憲政的產物，而憲政的基礎為民族國家，故基本權的範圍是透過民族國家所圈劃而出。」然而，現實上如此認知者並非多數，因於台灣所具有的曖昧不明國家狀態、法理上主權未定狀態，不僅是認同混亂，也是主體的殘缺，所以對不少人來說，統獨是個假議題，反而民生議題、內政議題更為重要，更等而下之的就是吃飽飯、發大財最重要，雖然，所有的民生、內政問題都必須要在確立自主性—獨立性的前提之後才有討論的根基，然而就跟政治—尤其是民主政治—一樣，認知與行動之間是需要妥協的。在行動的層面上我們必須把這個重要的前提問題擱置，即「存而不論」，先進行民生議題的應對，亦即處理資源分配不均、司法正義、土地正義、稅金正義、世代正義等等問題。透過在實踐中創造出反抗的凝聚能量，形成情感的繫帶，發展出對於共同價值—民主的認同，這種做法的好處是不僅可以避免掉現實上未必所有人具有相同前設認知的情況，更且也能包納入多元性的特質，因為所有的主體的共同點是在於反抗的行動以及因此所產生出的價值信仰，然而也因為他們所立基的理念不同，也讓群體產生出豐富且廣泛的性質，而這能消除共同體的形成過程中所產生的獨殊性抹除的弊端，也能讓共同體具有對尚未加入的主體開放性的特點。理想固然是一盞明燈指引我們，但有時我們必須先將其擱置，先去實踐。
而亡國感所指涉的對象為何？無庸置疑地是中國。中國是個特別的國家，他更新了極權的意義，也重新定義了政治的左右，甚至顛覆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概念，他們是個極右的政權，但是卻有著左翼的門面（王盈勛），共產的名稱卻有市場的存在，人民共和國卻從來沒有人民在國家之中，《1984》中有著一句名言：「2+2=5」這所說的就是在極權國家之中，即便是真理的知識也能因為政治力的干預與全面掌控，讓「知識上的真」被「政治上的權威」所取代，所以其中所說的如：「戰爭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無知就是力量。」就是當我們能把兩個衝突性的概念等同，將矛盾予以解消，這所說的不是對立不再存在，而是恣意性（arbitrariness）的任發，而這再進一步衍生的正是同書名張娟芬的文章《亡國感的逆襲》所說的「潛規則」：因為無法預測，只能揣測上意，但不僅有誤判上意的可能，甚至上意也是朝令夕就改。在盧郁佳的《戳穿歷史的靜止力場：《返校》的次元刀》也提到這樣的環境其實就是過往台灣的境況，潛規則就是規則：「製造恐懼的關鍵不是暴力，而是：你本來不知道。沒有人知道。」、「骷髏頭和染血屍體標出危險界線，群眾只知道一窩蜂地逃命，但沒人知道同樣條件，為什麼這人出事、那人卻沒受罰。也沒人知道誰會是下一個犧牲者。」台灣產生亡國感所受到的最大刺激無庸置疑的正是在2019年6月所發生的香港反送中運動，而那時給台灣人的警告正是一國兩制的後果以及50年不變只不過是空言，畢竟承諾只存在於有誠信綁束的主體之間。「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是那時的標語，但實際上，「今日香港」是「昨日台灣」，因為威權政體都有一個明顯的標誌，那就是恣意。
香港的血腥示範不僅是一個威嚇，更是一個提醒，提醒台灣人忘記或是刻意不回憶的過往，過往的台灣與今日的中國確有相似之處，或更正確地說，過往的中華民國與今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確有相似之處，畢竟，兩個都是蘇聯的子嗣，以China為名的都可說是同根生，因為他們所繼承的都是列寧的遺產。例如在台灣，恐懼是威權政體（此處採取杭廷頓較為廣義對於威權的理解，包括獨裁、極權，基本上即為非民主政體的意思）統治的重要工具，在人民之中播種恐懼，無需良久即能收割，當人人想要自保，信任即會瓦解，舉報共匪或像《返校》中的魏仲廷為了存活的「自白」，或說為了取得特定的社會地位，像是客戶、職位、標案甚至情人，就只需要舉報，就是達成目的的最速手段。這是因為舉報的邏輯不是無罪推定，而是要自證己無罪，自證己無罪不僅在法治（rule of law）國家已是一個難如登天的任務，更不用說只是依法而治（rule by law）的威權國家。在韋伯（Max Weber）對於現代國家的定義最特出之處正在於其工具性的理解，也就是國家對於武力的壟斷，然而舉報卻是一種變態地權力下放，一種陰險的方式：「舉報就是將國家暴力廣泛分配，全民收到一支遙控器。看誰不順眼，以前忍氣吞聲。現在有遙控器可隨心所欲隔空引爆對方，想毀滅誰就毀滅誰。」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如此：舉報台獨，（貌似）台獨支持者就被封殺；舉報批評國家、批評黨，隔天被消失；舉報造謠國家有集中營，隔天就成為學員。然而，舉報的意義在這裡是限縮的，不是所有舉報都是黨國所讚許、承認的行動，而是只能對政權有利的舉報才是好舉報。相反地，只要是對國家不利的舉報，就是會變成是自我舉報，舉例來說，舉報國家活摘器官、迫害宗教、滅絕種族與文化、蔑視人權、濫捕律師、冒行鎮壓，舉報人就是被舉報人，而這並不矛盾，也無重疊，因為整個系統本身就是為了統治的永續而設計，只是常常在極權中的順民與保守派是看到棺材才發現太遲。
對於亡國感的面對，或許不是消極地無動於衷，更不會是視而不見，而是積極地起身抵抗，呼喊自身所擁有的身分認同，所謂呼喊是個意象表示的詞彙而已，不是一定要出聲地喊，而是要如同站在山谷一側面對著龐大可畏的自然時仍無所顧忌地呼喊，因為我們必須要有所作為，我們必須要反抗並表態。共同的想像與信念並不是行動的產物，而是我們必須假定共同的想像與信念的存在，我們才能行動，就此，主體性—自主性—獨立性的概念必須要成為我們的信念，我們才能具備直面亡國感的勇氣，「恐懼固然是令人聞之生怯的事物，但也不要忘了，霍布斯正是以恐懼為基礎創造出現代的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