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他們的距離,不是精神疾病而已

更新於 發佈於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我們和精神疾病有距離,但我們的魯蛇經驗沒有距離

  當一個人進入精神危機,聽到了別人聽不到的聲音、或是出現別人無法理解的想法時,精神障礙者和周圍親近的人面對這樣的情況常常難以溝通、關係緊張。就像我們與惡的距離的應思聰,在日常生活裡他要隨時隨地去面對聲音對他的冷嘲熱諷,而這些不就是我們在不得志、在逆境裡也常會有的自我懷疑與批判,也是我們害怕自己成為別人口中的魯蛇。但應思悅和他的家人明白嗎?所謂專業人員明白嗎?他的「魯蛇經驗」和我們這些市井小民應該是貼近而沒有距離的,可是當我們用精神疾病的症狀「幻聽」、「妄想」去命名,瞬間那就是我們與精神疾病的距離,我們區隔了在這社會生活裡共有的失敗與挫折,變成「精神病人」、「正常人」的差別,然而這會不會才是把應思聰推開,不論是應思悅的家人,或我們,我們只看見他是病人,我們會問的是:吃藥沒;卻看不見他跟我們有一樣的失落,我們都想要有人看見我們失落,想要人幫我們一把,想做一個正常人,所以應思聰才會說:「為什麼是我」,這一個人人看了都心碎的一句話。可是,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是常常聽不見精神障礙者這樣的吶喊的,我們就覺得:他該吃藥了,因為他控制不住情緒。

 

強制住院修法後,真的能解決精障者跟家屬困境嗎?

  強制住院在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國際審查後,審察委員明確提出強制住院違反公約第 14 條「禁止基於身心障礙的因素,或是非法、任意剝奪身心障礙者的人身自由。」的結論性意見。委員表示,每個人不應該因為自己的障礙,在沒有經過法律的判決下被限制人身自由。因此強制住院將會在新一波的精神衛生法修法裡頭,改成法官保留原則,由法官判決能不能啓動強制住院,但仍然有修法不能解決之困難。

 

強制住院能解決的,不能解決的是什麼?

  當應思聰在聲音與妄想裡分不清現實時,當時只能被強制住院,而強制住院常常是精神障礙者家庭裡的最後一道防線,不願意自願就醫的案主,如果達到嚴重病人且自傷傷人的程度時,藉由強制他住院確保自己與他人的安全並且接受醫療的協助。他住院了,但從我們與惡的距離這部戲中可以看見,住院過程中似乎少了點什麼,思聰並未增加病識感,家屬對精神疾病的實際認識缺乏衛教,因此只是被動的接受他得了思覺失調,只知道要讓他乖乖吃藥,這也影響了後來再次衝突的難以避免。那究竟為何住院或醫療期間為何還是難以有病識感?家屬在這期間,究竟還需要什麼,我們真的知道嗎?

 

我們真的懂家屬正面對著什麼樣的衝擊嗎?

  當無法到達強制住院之標準時,精障者會帶著原有強制住院之精神狀態,再加上被強制住院之衝突情緒返家,這時家人、精障者間的衝突張力之大,甚至是造成下一個悲劇的發生,或者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成為家人的日常,直到下一次衝突的爆發達到「政府資源介入」的程度。

 

治療不止於精障者個人,也在整個社會關係裡

  在台灣,這似乎是一個無法解套的,在家屬與精障者哪一個人權熟重熟輕的兩難問題,然而在世界各地當中,許多團隊面對精神障礙者的精神危機,發展出有許多人性化且具實證成效的作法,他們在危機狀態或急性期,不只仰賴醫療的介入,同時也導入心理治療、同儕支持及社區支持等資源,而這樣有尊嚴及理解的介入方式,可以促成「家人」、「精障者」與「我們」更有機會去認識「危機」或「發病」或「急性期」或「未解複雜經驗」,可以讓治療不只是在「精障者」身上發生,而是連同周遭的「社會關係」都可以成為治療性的社會環境,經此得到有不同差異並存的、長期的支持與陪伴。

 

以與惡的劇情來說,治療本身就含括了:去跟他聊為什麼是我的心情,還有自我期待及成功的失落,但所有人都在問他吃藥沒,而不是他想要什麼樣的生活,這些都會是治療的一部份,缺一不可,甚至是他職場環境裡需要更多老謝們,並且願意給予應思聰們嘗試的機會。否則就會像思聰在第七、八集時,把藥放下、丟在洗手台裡,那個動作意未深長,那也代表著「我們與精神疾病的支持性距離」有多麼地遠。

  精神疾病的生成是多元的:生物、社會與心理的多重交織下的結果,要治療的除了大腦,除了用藥,同時要創造治療性的社會環境,如果我們忽略了社會心理層面,對人所遭遇的複雜處境與原因,不被對話與理解,他們就會感到孤立與隔絕,我們會跟那樣的處境更有距離,我們會無法好好對待那麼多的不同的生命樣貌啊!應思聰們與他們的家人,可能就是孤軍奮戰,各自受苦。

 

建構一個「社會支持網絡」,而不只是社會安全網

  目前在台灣,也有不同的組織在發展各種可能,在尊重當事人的意願下,可以緩解他的情緒、陪伴他度過危機,並和他的家屬及社群網絡一群發展出共同前行的方式。對精神病人或精神障礙者及其家庭的支持,不能只是被擺在醫療衛政一個部門來思考,需求是連續性及多樣性的,因此尚須政府各部會的合作,像是社家署怎麼搭造一個以社區為基地的支持網絡,讓精障者及其家庭可以在社區中生活;教育部能夠將心理健康的教育落實在義務教育;勞動部能夠有對精障者更貼近的職業重建服務…等等, 因此,我們的國際研討會最後是要建構一個「社會支持網絡」,而不只是社會安全網。對!我們在九月(2019年)要辦理國際研討會,希望能對話「應思聰們與他們的家人」的需要與資源,還有哪些是「我們」可以達到的理想性,縮短精神疾病與我們的距離。

原文發表於精神疾病照顧者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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