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學而第一）。
曾子天資不是很聰穎，但很用功。性格沉穩，學問扎實，力道雄厚，和顏回恰好兩個樣。《論語》中說他，『參也魯』；就是反應慢，忠厚實在。他的後代曾國藩，也許是吧，這點很像他。孔子很喜歡欣賞曾子，估計『剛毅木訥近乎仁』（子路第十三）就是說他了。他自己也以『君子不重則不威』（學而第一）和『任重而道遠』（泰伯第八）而自勉。這種人，做傳承再合適不過了。他能光大孔門，絕非偶然。
曾子說，『我每天必定從三方面反省檢討自己：替人謀事做事盡心盡力了嗎？與朋友相交有失信嗎？教人學問，事先預備了嗎？』
可見曾子對自己要求很嚴格。這很好，難能可貴。按佛洛德的精神分析理論，曾子的超我非常強大，而自我和本我相對較弱。要有非常強的毅力，才能堅持每天做同樣一件很辛苦的事。除此之外，還有三種情況，一是宗教儀式；二是強迫症；三是成為習慣了。
他這三方面的要求，在今天也非常有價值，但卻必須做一些修正。
為人做事要盡忠，盡心盡力。好比律師為客戶打官司，要優先為客戶的最大利益而辯護，而不能優先考慮自己能拿多少律師費。做房產仲介也是如此。
但儒家的『忠』，問題恰好不在這裡，而是為權力做事一點也不考慮自己和他人的利益，主張向權力盡忠犧牲一切。如程嬰舍子救孤，燕國壯士田光自殺以守太子丹謀劃刺殺嬴政的秘密。這個應當堅決反對的。為人做事當然要盡忠，但也必須考慮維護自己的利益。不能無條件的向他人向權力盡忠。
與朋友交要守信。這個就局限了。不僅與朋友交要守信，而是和所有人交都應守信，包括和競爭對手甚至敵人。
教人學問知識應當事先預備，這個沒什麼問題。老師上課不備課，就會誤人子弟；上臺表演、彙報工作，為客戶做諮詢等，都應提前預備，準備充分。不然，就會耽誤浪費別人的時間。
為何曾子對這三方面特別在意呢？我們看不出這三方面具有什麼普遍意義，或者能涵蓋儒家的最基本的道德要求。為什麼他不反省侍奉父母孝乎？按說『孝』不是更重要嗎？可能他是針對自己而言，這三方面他感覺自己做得不太好，所以特別重視。
孔子對自己也是從嚴要求。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裡仁第四）。
孔子要求看見好人好事，要想到奮起直追；見到壞人壞事，就要反省自己是否也有類似的過錯。不僅要直接反省自己的行為，還要對照別人的過錯，來反省自己的行為，檢討和預防。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衛靈公第十五）。
出了問題，自己嚴格檢討，承擔更多的責任，而少指責他人。自責更多，就會少抱怨他人；薄責他人，也會少被他人抱怨。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衛靈公第十五）。
遇到困難，君子總是先自己尋求解決辦法，而小人總想著找人幫忙。遇著困難尋求幫助天經地義，但自己能解決就不要去求助他人。『人必自助而後人助之』，他人也不願意幫助那些自己不努力，萬事都依賴他人幫助的人。
但反省在儒家中是少見的。古往今來的儒生，並沒有聽說有多少能自省的。否則就不會有那麼多貪官污吏了。曾子雖然自己能反省，但儒家並沒有為中國人建立起自我反省的傳統。
原因在於，曾子的這種嚴格的自我要求，非有堅強的毅力做不到。常人俗人，如果沒有外在的約束，肯定做不到。除非得了自省強迫症。還有將『三省吾身』解釋為三次或多次反省的，那就更了不得了。
每天這樣自省，曾子其實也感到累。曾子晚年得病快死時，把學生召到病床前，對他們吐露心聲說：『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泰伯第八），我謹慎戒懼了一輩子，小心盡心做事，如今快死了，終於可以解脫了！』連曾子這樣毅力非凡，內心強大的人都感到身累心累，一點也不輕鬆愉快，何況一般人呢？他這個要求絕大多數人都做不到，太高了，令人望而生畏。
絕大多數一般人是需要一個外在的力量和儀式，成為傳統和習慣才能做到經常反思自省的。基督教有上帝、有教堂、有儀式來懺悔；伊斯蘭教有真主，按教規每天要禮拜五次。儒家的祖師爺孔子只是師，而不是神，力量不夠強大，也不能傾聽凡人的傾訴。儒家的禮雖然多，但恰恰沒有適用於個人獨自反省時的禮儀，都是處理人與人關係，祭拜祖先的禮。
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在中國能自省的人都非常稀少，更談不上成為中國人生活中的普遍現象。絕大多數中國人，都不會在一天結束睡覺前，過一遍今天做的事，反省檢討哪些做得對？哪些做得錯？即使有，也不會是從道德角度，而是從功利角度，算計一下利害得失，盤點一下占了多少便宜，吃了多少虧。講的是『吃一虧，長一智』。
還是那句話，儒家說的好聽，但往往落不到實處。
2017年3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