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國文化要義》談中國文化的問題意識（下）

二、中國文化

　　「據我看西方社會與我們不同所在，這「個性伸展社會性發達」八字足以盡之，不能複外。」如同其在《要義》所言，西方是團體、個人本位的社會，中國則是家庭、倫理本位的社會。此社會差異的發展，導致東西方不同文化果實的出現。

　　近代因作為世界主流文化的西方文化影響中國，致中國面臨自身文化（在地化）與世界文化（全球化）取捨的兩難。然而，歷史上，中國也曾是世界主流文化，如：唐代。梁漱溟於《要義》中點出早期中國的科學發明與思想，同樣間接影響了西方。「文藝復興實得中國若干物質發明（如造紙及印刷術）之傳習，以其為物質基礎。再則17、18世紀之所謂啟蒙時代理性時代者，亦實得力於中國思想（如儒家）之啟發，以為其精神來源。」在講求多元文化的今天，各文化在思想、制度、器物方面，都因日益進步的交流（網路發展、交通便捷），而越趨頻繁與密切。然而，我們還是能夠深刻感受到東西文化的差異，當我們再談差異文化的思想時，不可避免的，一方面，將其思想作為對象思考，而非作為生活實踐去體驗。另一方面，以自身文化的視角、問題意識去思考差異文化，如：西方將中國視為其中古文化解釋。梁漱溟思想的價值在於，凸顯了東西文化在問題意識上的根本差異。遂有了《要義》一書，除了作為反思中國文化的特殊性外，亦將中國文化對比西方文化，讓西方有更認識中國文化，進而產生對話的可能。

　　梁漱溟在《要義》中提及，「中國文化綿長之壽命中，後一大段（後兩千餘年）待不負有何改變與進步，其自身內部具有高度之妥當性、調和性，已臻於文化成熟之境者。」即西方文化看似進步的科學、民主、自由、宗教、國家、階級、法律、經濟等，中國並非從來沒有，而只是「早熟」了；中國有自己的科學、民主、自由、宗教、國家、階級、法律、經濟，如：隨著封建解體，中國曾有的階級、國家概念被打破。然而，中國偏重的角度（長處）與發展的方向不同於西方；即中國文化走向第二路的發展（人對人的問題），而不同於西方第一路的發展（人對物的物問題）。

　　梁漱溟認為，宗教問題實為中西文化的分水嶺；即宗教的差異相較於其他文化果實的差異是更為根本與核心的。人類文化都是以宗教開端，因為宗教有其統攝凝聚馴服的功用，而零散不成的社會並無法產生文化。梁漱溟對宗教的意為：一切宗教都從超絕於人類知識處於立他的根據，而以人類情感之安慰意志之勖勉為事。而中國自古相傳未斷之祭天祀祖，在周孔教化既興之後，中心便移到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上，而祭天祀祖只構成周孔教化之一條件而已。

　　西方傳統上是以團體為本位，個人隸屬於團體，且在團體中人人平等。如：基督教的兼愛同仁；基督教將過去各家各邦的家神邦神推翻，成為一神教信仰，打破了各家各邦的差異，形成超家族的團體。梁漱溟並指出基督教的集團鬥爭生活三大特徵：1. 凡團體必須有內外界別。2. 團體必須有其對抗者或競爭者。3. 團體境遇不順向心力轉強。故為了維持、延續團體，遂產生區分敵我的國家概念，及為了對抗「他者」、重視凝聚力的軍隊。後經宗教改革至人權宣言，產生「我」（個人）的覺醒，使得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得以發生；西方成為團體及個人本位的社會。

　　中國則無此宗教發展，缺乏團體的生活；即缺乏公共觀念、紀律習慣、組織能力（政治能力）、法治精神等「公德」。如：中國沒有全國性組織，同行業者彼此嫉妒競爭。中國是倫理本位的社會，而倫理首重家庭；及家庭關係。梁漱溟指出，倫理有宗教之用，中國缺乏宗教而以家庭倫理生活來填補它。倫理社會所貴者，一言以蔽之約：尊重對方；即於彼此相關係中，互以對方為重而已。如：中國法律一切基於義務觀念而立，不基於權利觀念（忽略西方法典物權債權問題）；即各人盡自己的義務為先，權力則待對方賦予，不自己主張。此種倫理、關係的社會是種相對的、講求情義社會，而非階級式、不顧對方的社會。即兩方互以對方為重，才能產生均衡、適當的關係。

　　故中國文化或早熟的一大特徵，即「幾乎沒有宗教的人生」。不尋求外在的、超越的、神秘的力量或解釋，而是透過人的理性、反省自求，由內而外的將「仁」實踐出來，故中國是以道德（倫理）代宗教、以禮俗代法律。如此道德與宗教相同的是，皆要人向上遷善。然而，其發展順序卻是晚於宗教的；須待理性漸次開發，隨年齡及身體發育成長而後顯，社會生命上，須待社會經濟文化之進步為其基礎。此過程，除奠基於倫理社會，更持續透過禮樂以涵養理性。孔子禮樂使人無所得而暢快，而非有所得而滿足，使人忘物忘我忘一切，而非分別物我而逐求，遂走向強調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第二路。

　　中國雖同樣強調個人，卻是探尋「如何做人」的個人，是建立在人與人關係上的個人，強調內在修養的個人。而非西方自私，追求外在物質慾望的個人。遂產生不同的知識體系：中國重理性，產生主動（行為）的知識；西方重理，則產生主靜（科學）的知識。如同梁漱溟在《東西》所言，中國之所以無科學的原因在於，西方是科學精神，中國則是藝術精神。科學精神是將許多零碎的經驗、不全的知識，經營成學問（客觀知識，學術化）並往前探討，是論理的精神；藝術精神則是學術不分，大半是術（用、手藝）而非學（知、學術），是非論理的精神（玄學）。

結論　　

　　綜上，梁漱溟從三種人生的態度，進而提出文化三期說，並預設了文化有其方向。然而，人生僅有三種態度嗎？又三種態度之間是否是相互辯證的關係？在多元文化的今天，文化包羅萬象，沒有一定的走向；如同歷史，任何宣稱「正確」的歷史或文化，都不過是某種心中主義。歷史、文化仍持續發展中，尚未結束。「何謂文化？」的問題，亦將因其發展而持續成為人們討論、成為人們思考的人生問題。

　　另梁漱溟作為一位思想家，其思想具有跨文化、跨時間的作用，其對中國文化深刻的描述，放在今天同樣適用。在中國逐漸崛起，中美兩強對立的當下，理解中國文化成為認識中國，與中國打交道，甚至在此文化下浸淫而認識自我的重要課題。並提醒我們，在歐美中心的世界文化之下，中國應該回探自身的問題意識，由此把握、延續、發揚中國文化好的部分，並讓此好的部分成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20160324 人物 先生 梁漱溟

2023/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