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日本與中國的各種路徑

出於我個人的興趣和能力範圍，凡是與日本與中國相關的學術著作，我儘可能買來研讀一番。就此而言，這些具有啟發性和激盪腦力的著作，於我就像大補藥一樣，經由我的思考（問題意識）和充分吸收轉化，最終就要成為我的思想基底，在必要的時候，登上思想的舞台，發表自己的觀點。我知道，像我這種非學術體制內的思想論述，基因上必然帶有野生（野性）的思考，不過，我對此不符常規的方法論卻自得其樂並決意地走下去，因為我喜愛各種通往學問核心的可能性與路徑。

例如，我認為今日中午我對詩人李敏勇的深度訪談就是最佳例證之一。為何我堅持己見？因為不論我提出多麼尖銳的問題都得到了滿足：包含臺灣、日本和中國政治權力、歷史條件、社會構造和文化思想等議題上，他都能用深入而寬廣（近似詮釋學的）的視點，及時為我吹散了疑惑的烏雲。而置身在這種情況下，我總是樂於稱之為思想的掃雷行動，又說它是一場別開生面的思想盛宴。至少，我的確獲得了許多寫作靈感，有文化思想（史）比較、有詩人對政治的嚴肅思考，進一步說，具有代表性的詩人田村隆一、吉本隆明和李敏勇，他們是如何直面與思考戰後的思想遺產的？

或許是默契使然。我坐在電腦桌前準備工作之際，惟喆傳來了《日本研究》第一期電子檔，瞬間又開啟了我的日本研究的開關。雖然我手上已有諸多北京大學的《日本學》期刊，但閱讀這刊印於1943年的《日本研究》，對我仍有重要的參考和刺激作用：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研究與客觀環境條件的變化，日本研究本身必須更新進取，積極迎向新思惟與新的挑戰，所謂學問不透過正面激辯和交鋒，它何以實現真正意義的復興？

說到這裡，我又想起了一本好書：中砂明德《江南：中國文雅的源流》，在該書第二章「學術市場」，有一小節「對學術的包裝」，我讀來思想特別受到觸動，為了加深這旨趣及意義，我有義務將此突顯出來：

「負責把新安學派的啟蒙書推向市場的建陽出版界，在「如何提供知識」一事上，頗費了一番心思。類書，是這番心思的一個體現。

類書，可以說是古代中國的百科辭典，是從大量書籍中提出部分訊息，分門別類整理之後，向讀者呈現的一類書籍。早期的類書，主要是由保有相當數量的政府部門製作，專供帝王、貴族參考。

到了宋代，民間類書製作也多了起來。其中要屬建揚的類書出版最引人注目。建陽通過將眾多書籍的摘要編輯成書，來滿足愛書家以外的普通讀者的需求。當時應該是相當受歡迎，所以元代之後也不斷被修訂再版。不過，類書只能提供泛而淺的知識。要是按照朱熹的觀點來看，這種書恐怕是應受批判的。

不過，在包裝方法上花心思這點上，推出類書的出版業者和朱熹朱子學者卻意外地相近。類書界的王牌製作人祝穆，是朱熹母親那邊的親戚，他自己和朱夫子的關係上也相當親近。不過，情況不只如此。

前面講到的朱熹、呂祖謙合編的的《近思錄》，收錄編輯了他們的宋儒前輩周敦頤、程頤、程頤、張載的言行，作為宋代的教科書，其影響力不限於中國更是波及朝鮮、日本。要說為何這本書能夠如此普及，只要是因為它是由朱子所編，不過書中先確定如「道體」「為學」「致知」這樣的類目，再圍繞這些類目來整理諸聖賢言說的巧思也貢獻不少。

不久，朱熹對自己的對弟子講過的話，也整理成了《朱子語類》要說蒐集老師言論整理成書的這體裁，從前就有禪宗的語錄。朱子在編輯整理以朱熹為代表的語錄時，想必會將禪宗的語錄當作先行作品放在心上。不過，與之前那些語錄不同的是，他們會將所收錄的言說按照「理氣」「鬼神」這樣的項目分類。實際上，他們做的也是一種類書。這樣一來，查找朱熹的發言就變得容易多了。新安學派在編書的時候，非常愛用「語類」這種體裁。在知識的包裝上花的心思，大大促進了朱子學的發展。」

總結的說，我認為熱愛深感有趣的學問向來就存在許多路徑，它未必能夠得到預期的實際利益，但是有時候，它也會慷慨地為探路者開展壯麗美妙的風景。（2025年1月14日）

延伸閱讀：

中砂明德《江南：中國文雅的源流》（江蘇人民出版社，2024-11）

葛兆光《形似神異：什麼是中日傳統政治文化的結構性差異》（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