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 Hessler,中文名字何偉,現在已經是西方著名的「知中派」媒體人。他的《尋路中國》一書從一個旅行者的角度觀察中國,深受好評,也是我在台灣教書的時候指定的重要參考書之一。如果說《尋路中國》是在動態中觀察中國各個不同面向的話,他的另一本書《消失中的江城》(吳美真譯,八旗:2012.4.),則是以long stay的方式,透過幾年在地工作和生活的經驗,對底層中國做出的觀察與描述,與《尋路中國》正好相互匹配,可以讓我們對中國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這本書的中文版封面上寫著:「一個四川小城的故事,一部中國人都未必能觀察的底層心態史學」。這一句話概括除了本書的主要內容,可以分別用「小城」,「觀察」,「底層」,「心態」這四個關鍵詞來概括。「小城」就是四川的涪陵。何偉在這裡的一所大學教英文,同時深入了解涪陵這個小城的方方面面。按照中國研究學者吳介民的說法:「何偉寫作風格兼具新聞攝影,旅遊文學,民族誌調查,社會評論等多重角色。」 在「普通」中看到不普通的問題 在我看來,對於一個國家的觀察與認識,不必一切都從宏大敘事和政治的角度出發。在這本書中,何偉的描寫可以用「普通」兩個字來形容:普通的人,普通的事情,普通的敘事方式。 2015年5月5日的《蘋果日報》,張鐵志寫了一篇題為《中國的審查制度》的文章,裡面提到:「《紐約時報》書評在本月刊登一篇文章《一個在中國的美國英雄》,作者是張彥(Ian Johnson),這個英雄指的就是何偉。張彥說:何偉的著作挑戰了過去外國媒體對於中國的報導方式,因為他主要是觀察和描述他所遇見的中國人,而很少表示立場和意見。他也不會去報導重大的新聞,而是通過書寫一般的中國人,來凸顯中國的巨大變遷。」 但是正是這種「普通」當中,才真正蘊含著更深層次的中國的底藴。比起上海、北京等大都市來說,這裡發生的事情雖然普通,但也代表著更廣泛的中國發展樣態。而如何從普通中看到不普通的問題,這才是一個好記者的本事,也是本書的誘人之處。 為何「洗腦教育」不能保證政權穩固? 舉例來說,我們都知道「洗腦」這個詞,也知道有不少中國人對於很多問題的認識是被「洗腦」的結果;我們甚至也知道這種「洗腦」的工作,在學校的教育中就已經進行了。但是如果進一步探問「洗腦」具體的執行方式,恐怕很多人也不知就裡。而何偉則在書中展示了具體的「洗腦」方式:涪陵師範專科學校的每一位涪陵學生都隨身攜帶一張紅色的身分證,這個證件的正面有八條「學生規章」,而前二條是: 熱愛祖國,支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社會主義大業服務,為人民服務; 勤讀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逐漸建立無產階級觀點,正式歷史唯物主義觀之正確性; 第三條才是要用功讀書,努力精通基本理論,職業知識,以及基本技能。可見在中國的教育要求中,政治正確才是最重要的。這樣的「學生規章」不一定能為中國年輕人真正認同和理解,但是如果你從小就生活在這樣的學校紀律的要求下,至少不容易對這樣的要求產生方案。有的時候,熟悉產生了親近感,人與人之間是這樣,人與制度之間也是這樣的。 但是,這樣的教育制度,這樣的「洗腦」的工作,真的可以保證政權的穩固嗎?顯然不可能。歷史經驗證明,洗腦是很多極權國家都會做的事情,但是最終都無法挽回極權體制的瓦解的命運。如此縝密細緻,全面龐大的「洗腦」工程為何不能保證政權的穩定?這裡一定有什麼原因。 何偉在《消失中的江城》一書中講過一個普通的小故事。他說:「有幾次,我要學生解釋下列這些用語的含義:歷史唯物主義,人民民主專政,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但是,他們無法給我簡明的答案。如同歐威爾所說的,這是一種文字和含意分道揚鑣的情況。唯一重要的是,學生必須使用正確的術語和政治結構來看周圍的世界。當自由經濟正在學校周圍風起雲湧地反駁共產主義,學生們竟然可以上共產主義課程,並相信這些課程。」 問題就在這裡了:這些學生受的教育,其實他們自己也不理解,他們只是機械式地死記硬背,以通過相關的考覈。這樣獲得的知識,不可能讓他們產生感情;而沒有感情,就談不上真正的信仰。因此,這樣的「洗腦」固然在中國年輕人的社會化過程中,奠定了一些符合中共政權需要的價值觀,但是這樣的價值觀在他們心中不可能穩固和持久,很容易在遇到外來的刺激的情況下動搖和崩解。年輕人本來就有盲從和未經世故的特點,這些特點可以是優點也可以是缺點,因此對中共來說是不確定因素。這對於任何一個極權主義的政府來講,才是潛在的內生深層次的危險。 (待續) 所有圖片來源:wikipedia CC BY SA 3.0 編輯:熊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