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夠黑也不夠白，那又怎樣？：電影《幸福綠皮書》​

1960年代的美國，學運、民權運動、反戰意識高漲；嬉皮文化、搖滾樂大盛。此時的美國，被稱作「狂飆」的年代。1963年8月，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博士於林肯紀念堂前發表了美國歷史上著名的演說《I Have a Dream》，不僅大力推動了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進程，更促使美國國會通過了「1964年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該法案正式宣布，有關種族隔離及一切歧視政策，皆為非法。​

2018年的電影《幸福綠皮書》（Green Book），正是以美國1962年為時代背景，講述黑人音樂家唐納・薛利（馬赫夏拉・阿里 飾）與義大利裔紐約市人東尼・瓦勒隆加（維果・莫天森 飾）的友情故事。唐納因計畫前往美國南方各州舉辦巡迴演奏會，需要一位司機兼貼身管家／保鑣隨同，以確保自己在巡迴過程的安全。因此，他雇用了東尼。一路上的種種遭遇，讓唐納與東尼二人，從原本純粹的僱傭關係，漸漸成為了相知相惜的好友。​

說到美國的黑人歧視議題，就必須談到鼎鼎有名的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s），即指自1876年到1965年間，美國南部、邊境各州對於有色人種施行種族隔離制度的法律。一直要到「1964年民權法案」與「1965年選舉法案」（The 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的相繼通過，吉姆克勞法才算正式在法律層面上走入歷史。而《幸福綠皮書》中許多細節，則在在體現了該法律對於黑人種族的歧視與不友善。​

克己守禮的唐納雖貴為受邀表演的嘉賓，卻不能與白人使用同一間廁所；也不能與白人在同一空間共進晚餐；甚至，還會因為莫須有的緣由而遭到警察逮捕。反觀東尼，他順手便將商販掉在地上的玉石摸進口袋；啃剩的骨頭和喝完的飲料杯，打開車窗就隨意往路邊亂丟。但即使他粗鄙無禮，卻依舊能下榻在比自己老闆還要高級的旅館；他能使用舒適的廁所，也能自由進入高級餐廳。這一切僅只因為，東尼的「膚色正確」。​

而電影中，那個將唐納與東尼從牢獄中救出來的「巴比・甘迺迪」到底是誰呢？他正是美國前總統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的弟弟羅伯特・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眾所周知，甘迺迪總統十分關注種族平等，重視種族平權。而他的弟弟，同時是當時的司法部長羅伯特・甘迺迪，則在種族權益相關政策、法律的改革及推動方面，扮演了極為關鍵的角色。​

至於唐納，他所面臨的問題是更為複雜的。首先，他是黑人；其次，他是與在美國南方作苦力、窮苦的黑人，有所不同的黑人；再者，他還是一名男同性戀者。唐納不僅在種族身份上是絕對的受壓迫者；他亦受到來自自身種族相對的排斥；而在性／別身份上更是異性戀體制下的弱勢。因此，當他對著東尼大聲咆哮說道：「如果我不夠黑，我也不夠白，我又不夠男人，那你吿訴我，我是什麼？」的一連串詰問時，東尼竟一時無法回話。唐納的匱乏與無助，並不是一個耿直的「非黑人男性」所能夠想像的。​

但是，《幸福綠皮書》並無意於繼續深挖，唐納是如何受到來自內部與外在，種族與性／別身份的雙重壓迫。不夠黑，也不夠白，那又怎樣？畫面一轉，是東尼和唐納一起住進了破舊的旅館；一起拒絕了巡迴最終場的演出；一起去了「黑人專屬」的酒吧；最後，還一起渡過了溫暖的聖誕夜。電影尾聲，我們看見的並非膚色的對比、種族的衝突，而是唐納與東尼兩人，價值觀的和解與友情的昇華。​

如此幸福的結局，讓人不禁再次想起，當年金恩博士那個美麗的夢想。演講的末段，金恩博士向眾人呼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