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宋兩次變法失敗看韓粉的英主妄想

對於信奉左翼的我而言，民主不是一種奢侈品，而是必須品。民眾不可以拋棄民主，因為民眾只能藉此去監督和制衡當權者和精英分子。任何期許一個救世主或聖人獨攬大權，以為只要這樣，這個「救世主」或「聖人」就會自動自覺地為國為民，勵精圖治，為民服務。以上通通都是癡心妄想，政治白癡，偏偏台灣有很多這樣的動物，叫作韓粉（韓國瑜粉絲）。

這些韓粉的想法是，他們認定現在台灣太亂，就是因為民主容許政客吵吵鬧鬧，拖慢了行政的效率。這些政客又以權謀私，不會為人民著想，自己的訴求經常受到忽視，多年來經濟又搞不上去，因此他們期許有一個為民著想的獨裁者上台執政，就能掃除所有貪婪的政客重振雄風，這個獨裁者叫韓國瑜。

理性思考來說，這些韓粉的思考可謂嚴重跳躍，有甚多漏洞。首先，韓國瑜連執掌高雄也甚多敗筆，如何能保證他能夠治好台灣？其次，韓國瑜的道德品格真是能和「救世主」及「聖人」相符？再三，就算韓國瑜能上台，給予他有李光耀般的無上權力，他真的有魄力去為了民眾推行善政，而不是倒向利益集團殘民自肥，鞏固自己權力？

我集中討論第三點。很多韓粉和反民主的愚民經常批評民主政治吵吵鬧鬧，政客容易被不同的利益集團所左右，不能為民請命。這個說法甚為荒謬，難道專制制度和獨裁政體就不存在財雄勢大的利益集團，可以左右獨裁者和他的下屬，讓他們殘民利己？韓粉和獨裁者又會無腦地說，只要獨裁者（韓國瑜）體察民情，就不會被利益集團所瞞騙。

我反問的是，當這些利益集團對於獨裁者的統治政局有利時，若果獨裁者知道自己的改革會讓利益集團起來顛覆自己的統治時，他會選擇易走的一步，和利益集團勾結，還是走絕路，為人民著想卻被利益集團推翻？歷史上，很多獨裁者選前者，韓國瑜會例外嗎？

我就以北宋的兩次改革為例，說明在不民主的制度下，紓解民困的改革極易被利益集團推翻。

回顧一下歷史，宋太祖陳橋兵變得位，為了政權長久，因此積極拉攏士大夫和文人，提倡氣節，貶斥武人地位。其中收買士大夫的政策就是大開科舉，讓更多人中選，並且容許官員的子孫也能為官，稱恩蔭制。到了仁宗時期，冗官（由於科舉取錄人數眾多和恩蔭制，但是卻不需這樣多官員，有些官員就白支人工）和冗兵的開支極大，北宋開始出現了財政危機，解決方法就是向無辜平民徵收更外稅款，加上士大夫和商人有錢有勢，可以兼併土地和向平民放債，因此有不少人生計大受問題。

其後，仁宗朝的范仲淹和神宗朝的王安石先後推行慶曆新政和熙寧變法，試圖開源節流、紓解民困。慶曆新政主張裁減冗官、廢除恩蔭制，改革科舉，增加開墾土地。熙寧變法有青苗法向農民提供低息貸款，以免農民遇到財政困難被迫賤賣土地予豪強，淪為貧民，免役法則免除平民擔任政府義工，以免平民因此而荒廢工作而破產，方田均稅法查清土地以防逃稅。

措施甚多，但是兩場變法都歸於失敗，無法力挽狂瀾，阻止北宋滅亡。范仲淹的慶曆新政直接處理北宋出現的財政危機，但是卻大大得罪了士大夫和商人的利益，范仲淹等改革派不停被誹謗是朋黨和意圖謀反，結果仁宗決定中止改革，罷黜范仲淹。神宗朝的王安石變法，本身王安石已暫緩處理冗官和恩蔭等問題，但是新政如青苗法和免役法障礙了士大夫和商人放債取利，又得到瘋狂的反擊。

例如蘇軾批評新法「破富民以惠貧民」，根本是站在大商人和財閥的一邊，不管平民死活。神宗向大臣文彥博說百姓都說新政好，文彥博竟然說百姓的言論算個屁，皇上是和士大夫治天下，而非百姓，要求廢除新法。結果最後神宗又大致放棄了新法惠民的一面，改以斂財之本，結果更加壓迫民眾，北宋末年民變四起，和兩次變法受到利益集團（士大夫和商人）所反擊，百姓持續受到剝削，忍無可忍，揭竿而起所致。

回到現在，看到韓粉將韓國瑜膜拜成救世主，實在覺得可笑。古代皇帝權力比韓國瑜大，變法惠民都被利益集團弄得灰頭土臉，現在若果民主制度真的如韓粉說到如斯不堪，那樣韓國瑜上台又如何擺平利益集團的操縱和利誘，去為民著想？難道他不會更容易和利益集團串通，去剝判殘害民眾，然後透過大眾媒體向民眾洗腦以平息不滿。

我也不是說民進黨沒有受到利益集團所控制，從民進黨聽信大財閥影響狂砍勞工權益，它也不是好東西。但我只是質疑，難道韓國瑜上台，他就有保護罩護身，不會受到利益集團誘惑？別開玩笑了！

唯一解決之道，就是如左翼的理論所言，建立一個由平民和工人控制而非財閥控制的政黨，取代現在被中共收編的國民黨或被資本家影響的民進黨，才能夠在台灣實踐惠民的政策。無論任何一個救世主和獨裁者上台，他也只會勾結大財團和精英一起腐敗下去，不要妄想救世主，自己的福祉，只能由自己去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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