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嚴選青少年自以為正確的民主謬誤：穩定壓倒一切的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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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謬誤的內容大意是指，民主社會中吵吵鬧鬧和有許多爭執，不利經濟發展和穩定，最後就會不利民生和人民的褔址。所以，未發展民主的國家，為了經濟發展，應該放下政治改革，但經濟發展好了，才談論民主。
記得在李光耀翹了辮子的時候，有香港記者訪問一個新加坡人，他就說，穩定和自由必須二選一。
這個論述，以乎很有吸引力，不少華人都中了這個蠱，認為大家應該齊心發展經濟，不要吵吵鬧鬧，阻礙社會發展。而最近香港的政改，有不少人認為示威者把香港搞亂，於是開始認同政府的立論——袋往先。
但是，當你們看到有人說穩定優於自由的人時，而且信心滿滿，有沒有發現一個共通點？這些人不是位高權重，就是生活安穩。如果你們問基層為甚麼穩定優於自由，他們不是缺乏信心地支吾以對，就是歪理連篇，最後終於勃然大怒，罵退詢問者。無他，因為他們現實上面對許多不公，但是精神上卻受到「穩定論」洗腦，這樣的落差尤於中國政府在窮鄉僻壤宣傳祖國的航天科技偉大，這些農民也是不懂，只能訴諸盲目的情緒去擁護；所以這些基層患上這種精神分裂，他們不知穩定有甚麼好，卻被主流意識灌輸穩定就是硬道理，遇到問題的時候，只能用情緒來解決他們不懂的問題。
另外，通常這個問題，傳媒也不會問一些被壓害的異見人士，無辜含冤的上訪者，或者是受到歧視的小眾。
而且更奇怪的是，只有官僚資本家或精英才有話語權定義甚麼是穩定，如果是要一些受壓迫的人提出新的穩定藍圖，在獨裁國家，他們通常會輕則坐牢，重則被處死。
只有生活優厚和位高權重的人說穩定重要時才心安理得，正正符合了列寧嘲笑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者時問的一句話：「自由？誰人的自由？哪一個階級的自由？」仔細分析列寧的說話，他批評自由主義者滿足當時有限的政治改革（和現在的香港一樣，十九世紀的歐洲只有很少人有投票權），不知其他的受壓迫階級的苦况，他們沒有政治權利，在工作場所有受到剝削，但是部分自由主義者卻認定有限的投票權已經足夠，因為他們擔心工人也有權，就會影響了這些自由主義者的「理性、優雅」生活。
所以，當政府和某些蛋頭知識分子不停說穩定壓倒一切的時候，我們要學列寧問道：「穩定？誰的穩定？哪一個階級的穩定？」
認真地思考，這個穩定是指固有的秩序和遊戲規則（指分配社會資源）保持不變。但是不變是否代表對所有人好，能夠為所有人的福址著想？顯然不是！例如現在中國社會根本是法治不彰，沒有民主，一黨專政，只有黨內的高幹子弟才能夠決定社會的大多資源去向，甚至可以左右其他人的生死，不少人逼到家破人亡，讓一小撮人得利但其他人受苦的遊戲規則，是不是公正？恐怕除了一些既得利益者，其他受壓迫的人，除非被洗腦，否則也不會這樣說。
香港也是這樣，只有大資本家和精英可以壟斷政治權力，他們可以選特首、立法會，甚至在政府安插親信，將公眾的資源壟斷為自己所有，這樣劫貧濟富的制度，他們當然高呼穩定萬歲！但是對於居於劏房和露宿者，分不到社會資源的人來說，恐怕只有沒良心的人才會說沒有真正的民主是好的。
當然，這些官僚、商人和精英也吃不盡所有社會資源，所以也會跌出一些餅碎出來，有些人能夠吃到這少許的餅碎致「富」，就立即擁護這個制度，至於其他人是否受苦，對於這些自認為是既得利益者來說（其實得到的只是餅碎），完全不重要。他們稱穩定是為了所有人的幸福，是一種偽善，為政府塗脂抹粉。前段所述曾言穩定優於自由的新加坡人來說，他也不過是吃了餅碎致「富」的人，就心安理得無視那樣受李光耀迫害的窮人和反對者了。
另外，獨裁政府勤於迫害指出新的穩定藍圖的人，也是因為這些人威脅到固有階層的利益。
雖然西方的民主制度有金權政治的問題，但是只要是全民提名（不是香港的提名委員會）普選領導人和議會，這樣資本家和精英不能像中國和香港般在制度上先天上控制全局，政客和政黨為了自己前途著想，才願意為人民服務。民主的好處就是，可以以一場選舉，選民就能決定現在的政權的穩定瓦解，重新洗牌，這樣，資本家和精英比較難把社會資源通吃，為了自己的前途，必須考慮惠及人民。
當然有些五毛和憤青會指責我，是否想搞民主令到中國共產黨倒台、然後失去一個領導者，引起全國戰爭。首先這是刺稻草人謬誤，要共產黨開放選舉，不等於讓消滅共產黨，它也可以參選，接受人民的監督。第二，任何改變也可能有風險，就好像你今天出外，也可能因高空擲物而斃命。問題是，保持現有的穩定制度下的遊戲規則，是不是公正的？是不是為了大多數人的福址？你問五毛和憤青，他們是共產黨用剝削人民的錢來為他們支薪的，自然誓死反對民主。但是對於強拆、工傷、逼遷、因言論而受打壓、被權貴迫害的人來說，恐怕是另一種說法了。
所以，我希望受壓迫的人，應該拋下對穩定的迷戀了，是時候起來抗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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